在《无人生还》中，阿加莎设置了不少隐喻。一开篇，她就在悬念丛生的信件中加入了别墅主人U·N·0这个极富隐喻的署名。正如小说主角在质疑主人身份时所讨论的那样，U·N·0是个极富于基督教意味的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未知数，看似恶作剧的凶杀案在暗讽现实生活中无辜者受冤、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的同时，赋予了深刻的审判内涵。

虽然如此，而她也并不急于彰显小说的深刻社会意义，相反，她无限期地将故事延宕，从而让故事一波三折。

如小说原本讲述的是法官的“正义谋杀”案，但是在展开主线之前，作者不断地让客人和仆人讲述十桩谋杀案，并且借符合布伦特性格特征的抗议与托辞‘不存在什么辩护问题。我从来就是凭良心办事。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将故事再度搁置。

后来布伦特对韦拉供认和澄清女仆事件，以及凶手自述，合并成了合情合理的补充。于是在布伦特和凶手的补述中，小说原本单一的直陈方式被打破，案件也在录音控诉、直陈和补述中变得丰满，发人深省。

又如罗杰斯太太、沃尔格雷夫、阿姆斯特朗的遇害，作者故意声东击西，制造死亡假象，将死亡延宕——让罗杰斯太太晕倒，被救醒，饮毒而亡；韦拉遇惊，众人前往营救，沃尔格雷夫死亡(金蝉脱壳)；阿姆斯特朗失踪、尸体漂回海边。

在这种延宕中，故事叙述的空间被无限打开，众客人的相互怀疑和内心恐惧一次又一次被深化和显露。

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上，女王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这部小说采用了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双视角叙述。特别之处是，小说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是不停地切换的。

小说的第一章就为这种手法奠定了基调。这一章分作八节，分别是八个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八个人分别对被邀请到印第安岛去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联想。本章中读者对于每个人物的背景和性格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读者开始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分享人物对世界的不同体会。

随着故事的进展，视角的切换进一步向我们展现出了形形色色的人格和价值观。在同一件事情上读者可以看到布伦特小姐的清高与固执、维拉的浪漫气息和恐惧、沃格雷夫的老于世故、隆巴德的玩世不恭、阿姆斯特朗的瞻前顾后以及罗杰斯对秩序近乎偏执的追求。

这种视角的变换使得人物不再是平面的人性的样本，而是不同生活态度的代表。读者不禁会随着布伦特小姐思考道德的含义、随着维拉体会爱情的无私和自私的矛盾、随着沃格雷夫看透世人百态、随着隆巴德体味及时行乐的心情，跟阿姆斯特朗一样担心生活的种种陷阱或者欣赏罗杰斯身上体现的英国旧时代的余味。

这种想法任一生之前所搬运（抄袭）的《恶意》也同样有所体现，因此女王的这一写作风格受到了后来者的沿用，从而另类证明了这一写作风格的成功。

手记叙述与第一人称就告别了百分之百忠实、安全系数不容置疑的时代，自前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新本格推理潮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叙述性诡计的外延一再扩充，已渐渐将第一人称视角推到了“绝对不可信任”的另一极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蒙蔽的对象是读者，还是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是分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是否属于叙述性诡计范畴的一条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