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堡地区住了那么多人，自然是鱼龙混杂，肯定什么人都有，其中也不乏有些小偷小摸的。记得先前我在放录像那儿住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开餐厅的小老板是四川人，他的老婆是安徽人，刚生了个闺女还没出满月，因为生意不太好，那老板夜里便伙同他人一起去盗窃电缆，被抓住之后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拿三万块钱就放了他，因为比较着急早晨天还没亮，他的媳妇就想敲我的门跟我借钱，被早起的小史给挡了回去。后来小史跟我说，像这种情况，如果她要求你找人帮他说句话吧还能考虑，张嘴借钱，咱跟他啥关系也没有，凭什么借他呀，所以估计当时你都还没有睡醒，我就把他给说了回去。那女的因为没借到钱，她老公被判了九年，后来经常见她带着很小的女儿，骑个小三轮车弄点水果蔬菜什么的卖，冬天那小孩的脸都皴裂的跟树皮似的甚是可怜。

经过两三年工人们的努力奋斗，我对面那些楼主体部分都已完工，此时才知道这里叫嘉园小区，并已经开始装修了，有许多业主前来看房，开发商为了将小区的环境打造的清洁安逸，便申请政府执法机关协助，清理附近私搭乱建的各种小房子。

就那日早晨，我尚未睡醒的时候，城管执法大队的队长，亲自开着铲车带领着一大帮子人，将我们那一条路路边上，从北到南的临时搭建房都给铲了，并用翻斗车将那些废料全部拉走清理干净，而到我门口的时候，发现我的车停在那里，便问旁边围观的人说，这车为什么在这里停着？于是便有知情者说，车主他就住在这里。那队长有些不大相信，便叫人将我的门敲开，把我叫了起来。我一开门，感觉这人有点面熟，但当时我却不知道他就是城管大队的队长，直疑惑的看着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新上任的城管大队队长，其实在忠的酒家里，我们不仅见过几次面，在他们城管大队刚成立之初，勇还用我的车，给他们送过一段时间的午饭，所以说他对我的车印象深刻。

那队长冲我笑了笑问道，你怎么在这里住啊？我不好意思的嗯啊着说，我就在这儿住啊，这不省钱吗。于是那大队长啧了一下嘴，便转身上车，又回头挥手冲我说道，把你的门口收拾干净点儿，别给我弄的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头也没回就开着车领着人走了。旁边无数围观的群众，顿时对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同时还竖起了大拇指。从此以后，那里的临时建筑拆的就剩我一家，直到后来父母上北京来给我看孩子，又住了几年，和那大红门社区的周转房一起才被拆掉。

而派出所为了便于管理地方治安，也开始着手清理住在那工地附近的闲散人员，于是便天天上工地附近查暂住证，没有暂住证的二话不说，抓起来拉到车上就被送走了。

说起暂住证，那也是一个时期特有的产物。我们刚到北京时，都没听过是什么，或许根本就还没有那个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地方政府为了管理流动人口，而专门针对外地人而制定的证件，因此外地人必须要办理暂住证才算是合法的，才有在北京居住的权利。

起初好像是每人每年才交十几块钱的管理费，后来又按月收，每月收五块钱，一年六十块钱，再到后来每月收十五块钱一年就是一百八十块钱。

记得当年我们在海淀六郎庄住的时候，为了省办暂住证的钱，经常去找我们家的东邻，那位当兵退伍后落户在北京的大哥，因他与他们那地方派出所的警察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起初每年要六十块钱的时候，他只需五块钱的工本费就能给我们办回来，后来涨到一百八一年的时候，他也只需拿六十块钱就能给我们办了，所以那两年办暂住证，他可算是没少给我们帮忙。

记得当年为了感谢他，我曾带着薄礼去他家里问候，还得到了他的热情款待，张罗了几个小菜，我们俩还畅饮起来，他还跟我说，我们老乡在北京的人很多，但那些人他都不爱搭理，唯独对我青眼相看，所以对我是有求必应。

那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其实对暂住证的管理并不是特别严，只要是有证，也不分区域就能应付过去，到后来，北京的外地人越来越多，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不光居住地与暂住证上登记的地址要相吻合，而且后来又多了什么上岗证、就业证等一系列搞不太明白的证，而为了清理外地无业游民，各个派出所辖区内都有任务，每天每个治安巡逻队都要抓多少名遣送回老家，因此乱象便产生了，经常是一名警察带领着一大帮招募而来外地的治安联防队员，而这些队员大部分都是东北人，他们穿上了治安服，便觉自己比真正的警察还牛，假借着那张皮便可耀武扬威，开着二十几座的大面包车，狐假虎威的到外边见人就抓，也不问青红皂白，先抓上车再说，甚至他们有时各个手里都拿着棍子，若遇反抗就连打带骂的，开始还能将那些有暂住证的人筛查出来放掉，后来见有暂住证和居住地不吻合的，那些联防队员不仅不放人，还伸手就给人家证撕掉，特别是离工地近的外地人口多的地方，那些抓人的治安联防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