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为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也缓慢但稳定地向前发展。

作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具有引领性的的政治关系，自三代以降，整体趋势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史书云：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后世常有人非议禹帝杀功臣，此事无从确证或证伪。但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是在强化中央集权，不允许地方上尾大不掉，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支配权。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央集权是化解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唯一可行路径。

如果没有人对国家最终负责，那么国家就没有人负责，国家就会陷入各自为政的四分五裂状态。

所以，中央必须是领导一切的，同时也对一切负责。

我们周人建立的国家，最本质、最显着的特征就是管得宽、管得严，对社稷和百姓负有无限责任。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征。”

姬十三沉吟着问道：“如果中央是领导一切的，那么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又是何故？”

姜云逸解释道：“皇权不下乡是一种妥协，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历史条件、技术水平以及官僚体系下，朝廷对许多地方、许多事鞭长莫及，所以不得不适可而止。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大周独特的乡土社会，形成的家国同构伦理逻辑，导致的国与家的治理权限的分野。

有史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是任何时期政治关系中的关键力量，也是基础力量。进可以化家为国，退可以据守乡土。

皇权不下乡只是天下宗族势力的最大公约数，一旦某个宗族势力膨胀，一定会主动越过这条界线，将自身的力量投射到乡村以外的地方。

所以，皇权不下乡的部分逻辑，与地方听调不听宣是相同的，只不过皇权不下乡的负面影响可控。因为皇权不下乡只是君子协定，而皇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下乡摧毁宗族势力。这是和地方割据最本质的不同。

第三个原因，是乡村作为最基层的社会单位，十里不同俗，不可能按照同一标准进行治理，朝廷也没有那么多治理资源去逐一管理乡村，从多个方面来看，乡村确有其自治的必要性。”

众人闻言如同醍醐灌顶，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把皇权不下乡解释得如此透彻。从政治逻辑到治理逻辑到风俗逻辑。

在座的都是大周的精英，都是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佼佼者，只要不涉及经济金融以及器物学等完全陌生的领域，与当前时代有一定联系的内容都能很快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