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由于临近省试，国子监的学生在正月初五之后，便陆续回来读书备考，而他们对于秦刚在中太一宫表现的评论，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元佑年间以来，关于科举制度的反复变化，除了三舍法的停止之外，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关于诗赋与经义的争论。

比较好玩的是，不仅赵挺之等一批“安石余党”坚持之外，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也少有地坚持经义取士。

而以苏轼、梁焘为首的众人则坚持诗赋取士。然后再有苏辙等一批调和派索性提出“诗赋、经义两存”。

实际上，由于在元佑年间，苏轼在主持省试方面的引导，考生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诗赋科，经义科已经消解殆尽。在高太后垂帘的末年，最终下决心在殿试中也放弃策问，恢复诗赋论三题，且规定再经过一届消解，此后殿试“全试三题”。

不过，眼下赵煦完全亲政，新党之人不断回京任职，就连国子监的国子司业也恢复成了之前的赵挺之，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于今年的省试及殿试的变化趋势，都是押宝在了“废除诗赋”这一点上。

秦刚作为秦观首收的学生，自然有着不一样的身份含义。而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这首别出心裁的词，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赞赏者指出，谁说诗赋无用？恰恰是这首《金鸡报晓》，体现出了不拘泥于传统与格律的限制，同样抒发表达了作者的实用情怀，又体现出了极深的诗赋功底，这就是朝廷想要录取的真正的人才。

而反对者则讥笑说，正是诗赋难接地气、华而不实的固有缺陷，才让诗题遇上了像“鸡鸭”这类俗物时，才会作出像秦刚的《金鸡报晓》这首不伦不类的诗作，以致于贻笑大方。

而也因为这两种意见的对立，让众人对于秦刚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各种猜测：

前面的人则因为他的师承身份，以及解试中的诗赋成绩，十分笃定地将其划入旧党一群。

但后面的人则认为秦刚的个人思想、策论观点，包括借助《金鸡报晓》这首异类诗的创作，都是在表达他对新法的认同以及革除旧弊的个人观点。而且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还找出了秦刚在京城里先后拜访过李清臣家与郭知章家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