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秦刚外派到河北，章惇很有自己的期待与规划。

之前让秦刚去西北，除了是章楶的强烈要求外，对于章惇来说，除了可以帮自己的堂兄取得新党在西北军事上更强的把控权外，又可以有效地制约吕惠卿可能获得的战功，防范其借此回到朝堂。

而在之后的实践中，这一目标的确是超额完成了。

只是，接下来却是因为自己堂兄章楶的不断偏向，让章惇看出：如果放任秦刚继续留在西北的话，就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比吕惠卿更大的风险，于是就想着将其调回京城来消除这一隐患。

可是在其回京之际，他原本想通过对于蜀党再一轮贬谪操作时的试探，逼迫秦刚低头与让步，却不曾想当时朝堂之上，怪像频出，竟能白白给自己树出了一支新生对抗力量的萌芽，这让章惇感觉到非常地不安。

所以，尽管未能第一时间反对他的这个提举天下学政使的任命，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会让秦刚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的。

而此时辽国在河北边境线上的异动，正好给了章惇以机会，可以用此完美的理由、恰到好处的时机，如愿以偿地将秦刚从京城调出，并推到了宋辽边境线上进行相应的折腾。

自从秦刚去了沧州，御史院中便就有不少的有心人又开始在动脑筋盯着他了。

只可惜，凡投机奉迎者，多为胆小之鼠辈，别说去边境军寨里进行实地考察，在当前辽军异动、边境地区风声鹤唳之下，就连到沧州城里去打听点事情，都会畏临绝境一般。所以，他们所能得到的一些资料情况，往往都是道听途说、传了不知道已经有了几手的旧资料。

也就是大宋朝廷可以允许御史们“风闻奏事”，这些七八手的资料也才能有点价值。

第一个机会是张徕案，秦刚与他的私人恩怨并不难查出，所以立即有人就开始尝试找找问题。不过秦刚从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地把所有元素都摆在了台面上，而整个案件的以及审理，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事实清楚、原因明晰、证据确凿，流程规范。

再说了，最终的量刑与处置，都是经过了河北路提点刑狱司而确定的结果，这事如果要去翻账，只是纯粹地膈应人，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

少数别有用心的御史，在打听到了张徕是郭知章的侄婿后，还想去做点煽风点火的怂恿之事，结果却遭到了正直的郭侍郎的断然回绝。

再一个机会，便是秦刚随后在整顿沧州禁军的事情。为了能够给新建的新沧军腾出足够的兵额，执行着“拉一批、压一批、打一批”的原则，非常注意地没有全面树敌，面对现状进行了尽可能的包容与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