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秦刚的心里知道，皇帝想要把话题往海事这个方面去引，只需要安排内侍，随便翻翻相关的旧奏章，把有关市舶司的事情找出来还不是小事一桩么！

而且，这件事情，如今经验老到的赵煦一定都是预先做好了一切安排，他当然也不必要现在就站出来开口，自当缩在后面看看热闹。

而关于市舶司的态度之争，却完全体现出了新旧党争中“对人不对事”的典型特征：

按理说，新党重视经济改革，理应会支持市舶司发展。但却因为王安石那时更重视市易所，而对市舶司发展有所限制。等到元佑更化旧党上了台，一些比较务实的旧党官员，为寻找与王安石不一样的提升经济手法，于是决定将大规模提升对于海贸的重视程度，除了已经开有市舶司的杭州、明州与广州以外，又陆续在密州、泉州等地新开市舶司，而且他们的态度便是：只要有条件开的地方最好都开、而且是越多越好。

这样一来，市舶司就成了旧党政策的象征。

在章惇掌权之后，新党立即反其道而行，不仅将新开设的那些市舶司全部取缔，甚至连过去就有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统统关掉，就只保留了广州一地的市舶司，美其名曰“有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尚书左丞许将立即出列表明这样的观点：“海贸一事虽然在各地都有发展，但越是有发展，就越是要加强管理，放开各地的市舶司一事多有不妥，还是理应统一收拢管理为好。”

赵煦听了之后微微笑道：“的确是要收拢了管理为好！”

嗯？有点不对！感觉皇帝现在嘴里说出来的“收拢管理”与他们所说的“收拢管理”的意思有点不一样。

一旦问题到了涉及新旧党执政理念的方面，新党之人的内斗意识立刻便收敛了起来，开始有了下意识的抱团行动。

曾布随即站出来说道：“依旧制，市舶司官员多由知州兼提举市舶务，通判兼主管，知县兼监。如此一来，各地自设市舶机构，管理的确也可见得方便，可正是如此，地方官员的腐败之事也多有所闻。而且海贸虽然各地都有，但主体仍然还是以南方为主，所以目前将这市舶司的业务都集中放在广州来统一管理，确为正道，并无甚不妥。”

“臣有一言，这地方官员腐败的问题，既然是出自于地方州官兼任市舶司官员的话。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应该将市舶司官员单列出来吗？又怎么反而去取消各地的机构呢？”这次站出来的居然是工部侍郎郭知章，他进而阐述道，“而且今日之海贸，早就不是南方一枝独秀。臣在河北大名府看到，不仅南方海贸物品甚为丰富，而且来自北方高丽、倭国的货物皆多。可是这些北方的货物也要必须经广州抽解，如此绕行一个来回，导致其贸易成本剧增，售价偏高。于是更有许多商贩从走私码头上岸，朝廷便就因此而损失了税收。所以，其他地方先且不论，就密州一地，恢复市舶司乃是当务之急！”

“哦！明叔【注：郭知章，字明叔】可有更多的建议？”赵煦直接问向他。

“海贸一事，不仅仅只有海商抽解一事，其他诸事，比如蕃民入境的居住交往，比如海路航行的防治海盗、还比如海船制造的规划督查，凡此等等，于今日已经非地方州府便可以简单处理的了。臣建议，朝廷应专设一海事衙门，统领沿海各州的市舶司官员。这样，既可解决各地市舶司的开办需要，又可实现朝廷的统一收拢管理之需！”

郭知章此话一出，众人却都惊住了。但却因为他所讲的有条有理、有依有据，倒也不太容易反驳。

“朝廷官员日益繁多，新设衙门之事，理当慎重！”蔡卞站出来提出了这么一句。

“朝廷的官员并不是多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放在有用地方的问题！”郭知章倒是一语道破大宋朝冗官问题的实质，“海事衙门，不仅仅只是处理市舶司抽解收税之事，而且还有前面所说的诸多事宜。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新衙门，管理的却是能为朝廷广开财路之事，为何不能设立呢？又或者说，假使这样的新衙门都没设立的必要，还有什么衙门可以新设呢？”

这时，章惇的身形动了。

新党诸人立即精绪一振：郭知章开口说话之后，章惇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一定是尚还没有想好应对之语，等到了这个时候往外站，那则说明一定是想好了对策，并且有了相当的把握，必能一把扭转局势。

于是，大家都把期待的眼光投向了他。

“老臣赞同郭侍郎之意见！”

众官员一下子傻住了，包括此时的秦刚。

皇帝抛出了各地想新增市舶司的话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新旧党的政策差别，新党众人立即进行了否定。

但是工部侍郎郭知章，不仅提出应该在各地新开市舶司，并且进一步提议，建议朝廷新设海事衙门，将新开的市舶司与所有的海事事宜，都收归后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