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朝廷再次下旨：准许雷州别驾苏辙、琼州别驾苏轼二人北归，且可自行选择地方居住。而苏辙选择了京西北路的颖川县，而苏轼选择了两浙路的宜兴县。表面理由都是，这两个地方分别都有他们在南贬之前所买下的田产。

但是朝中众人的解读却完全不一样。

首先，二苏的赦免北归非常地突然——即使是有黄庭坚与秦观的北归为前兆，但此时对于二苏连象征性地先选择中间地方过渡一下的步骤都没有，一下子就完全赦免放回了，这显然是出乎绝大多数新党官员意料的。

其次，苏辙自己选择返回居住的颖川县很特殊，它是颖昌府下面的一个县，距离京城只有一步之遥，苏辙在颖川县的田产虽然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但是正因为这里距离京城如此之近，难免不会让人浮想连篇。

而且，绍圣元年，苏辙是从尚书右丞守门下侍郎之位贬出，象他这类的高官，在政治风向一旦变化、瞬间官复原职的可能性之大，令一众新党官员为之忧心忡忡。而颖川县的苏辙旧宅那里，也平白多了不少窥探的眼睛。

反倒是去了两浙路宜兴县的苏轼，却少了很多关注的目光。而且他还没有走寻常路线，先是搭乘了海商的海船一路行至明州，然后从这里改走内河路线，虽然是要比他的兄弟更早到达了目的地，但却没有人在意他的行踪。

包括更没有人在意，从明州一路送苏轼过来的是海事院的官船，而且在到达宜兴县后，竟然并没有返程，而是一直静静地停在太湖边的码头上。

建中靖国元年十月初三，又是一道敕令的发出，却是彻底地震惊了朝野：

琼州别驾苏轼，复任朝散郎，即刻回京听任！

虽然朝散郎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寄禄官，但是这却是他于绍圣元年在定州被南贬前的寄禄官职，其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自喻。

而最后一句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即刻回京听任！有什么重要的任命不在这里明确？却是要回到京城才重新任命呢？

原来，大家对于二苏关注的重点都看错了啊！

正当朝中众人都在追悔莫及地埋怨自己的判断失误时，太湖边上的那艘官船已经迅速拔锚启航，快速驶出江南运河、过长江、入高邮湖、走汴水，以这个时代无法想像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驰进入京城。

十月的汴水，虽有早晚的萧瑟寒意，但在日头一出之后，便就立即恢复了秋阳高照的大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