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商行兼四海银行大掌柜谈建，到了杭州。

敏感的谈建，在杭州的市场上立即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

起初他也说不出什么，很快终于反应过来了：活跃着的都是大海商、大商贾，而原本应该占据最多数的中小商人，都极难见到。

谈建立即私下里去联系了一些之前有过合作的小商户，结果并令他十分震惊：居然他们里面破产的占了大部分，有的沦为了其它商行里的伙计工人，有的则逃去了其他地方谋生。

细究原因才发现：童贯与蔡京一起在杭州弄了一个江南市易局，表面上施行的是当年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一策。

虽然由于苏轼在朝中强力地制约，已经将绍圣之后开始复起的市易法进行了极大地改良，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市易法最主要就用在于海贸生意之上，与市舶司在各地的业务布局共同结合，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常规商贸的影响。

其实，市易法的本意是想实施国家垄断，通过规范化的官府管理，平抑物价、控制大商人的利益盘剥。

市易法在王安石变法时的地位颇高，但是最后会成为所有变法中效果最差的一项，并成为导致他首次被罢相的最主要因素，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忽略了人心在这个新法规中的关键影响。

简单地讲就是：一心为公的人去管理实施，市易法就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法；而若是有私心之人而推行的，则成为贪污害民的恶法。

所以，当初秦刚在处州以及江淮发运司推行青苗、保马等新法时，功绩斐然，之后在主持海事院时，也一应吸收过市易法的相关条款，基本都能兼顾官府、海事院以及众多海商之间的利益均衡，这样的市易法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等到了童贯与蔡京这里，眼睛要么盯着上缴朝廷的利润以作为自己的功绩，要么看在可以进入自己口袋的实际钱财多少。江南市易局虽然只管海贸生意，但是在江南一带，由于海贸非常发达，早就已经和市场上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息息相关了：

举个例子，曾长期困惑江南一带桑稻种植比例的问题，由于海贸运输的南方稻米供应极其稳定，如此两三年之后，再不会有人担心本地产米不足的问题。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尽数改稻为桑，这时的江南市场，稻米完全依赖于南方的调节，此外也会成为南方的糖霜、水果、酒类最主要的倾销地。

反过来，江南大量出品的丝绸、瓷器也可更加依托于海贸，大量地、稳定地销往南洋，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财富。

官府控制的产业，如果是为了民众的富贵与产业的发展，那么自然是锦上添花；但如果要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么一定就会横生各种阻拦与障碍，逼迫着商贾们将自己的利益贡献出来，以换取官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