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露生和求岳都喝醉了, 两个人在后座上东倒西歪, 虽然无功可庆, 却喝得像预先庆功。这种乡间浊酒的醉意非常美妙, 身体慵懒而心头清明, 虽然是最低等的杂粮烧锅, 却符合酒文化里最高雅的、微醺的境界, 骨醉心清。两人活像退化的幼年体，顶着两个猴屁股，看车窗外倒退的风景，远处是层林尽染，近处却是黄叶落尽，一片余霞的晚照, 像流光锦缎从眼前万紫千红地飘过去。

露生醉得趴在车窗上：“你觉着没有, 石市长这个人, 说话总是先假后真, 他刚开始说叫我们编书, 那是虚话，敷衍我的, 后面给我介绍教授、叫我预备演出, 这个才是真心实意。”

他看绮霞, 求岳醉眼看他，扶着头笑道：“也不是敷衍你，他这个鸟人就是这个尿性。”

“可我就喜欢他说虚话, 虚话也好听。一想到能编书教学生，我连学都没上过的人——哎呀——”萌萌地歪过脑袋，杜丽娘搓爪，一时闭眼伏在求岳怀里，又撒娇：“哥哥，我心跳得很。”

求岳打了一个酒嗝，摸着露生的脸，笑道：“我也心跳。”

和石瑛一样，这其实说的都是虚话，实话埋在他们心底，这句实话也是心有灵犀地两个人都在想，你说一句不相干的，我就懂了，我答另一句不相干的，你也明白——他们的税改从九月筹备至今，石瑛到了、曾养甫也到了，像抽卡一样一张一张的SSR强化完毕了。千头万绪的工作是万事俱备、连东风都不欠，宛如年历牌上所剩不多的日子，就要揭到底了。

这种不能说的心情并非出于隐秘，而是一种孕育，像小说家怀着揭开悬念的激动，要给读者一个温柔的惊喜，也像礼堂里跪地求婚的祈诉，是一种仪式性的忐忑。这其中还包含这一种如临深渊的敬畏心情。

会成功吗？

这一刻不知怎地，露生想起往事，那时的心境和此时原来是一样的，在摇摇晃晃的车里，慵声问求岳：“你知道我第一回唱戏，是怎么上的台？”

“穿裙子上台。”

“浑人，怎么正经事从你嘴里出来就变味儿？”露生笑着，挠他一下，“我那时练了好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登台，又盼望、又紧张的，天天都听人说‘这孩子快了’，也不知道到底哪年月日轮着我。就那么练着练着，不知不觉地——”此时回想起来，只有美好的回忆了，旁的倒都不计较，“那天我妈拉着我往后台赶，说晚上定的师兄被人家叫去陪客了，就把我按在镜子前面，三下五除二地画完了，连衣服都是我师兄穿剩的，顶花都戴不稳呢。”因为醉，所以他说话也是轻轻地，眉梢眼角弥着笑，“我妈就把我往前那么一推，说，就今日，上去吧！”

“害怕吗？”

“不害怕，练了那么久，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露生轻轻吁一口气，伸手去碰车顶上的绒壁：“辛苦不是白来的，血汗也不是白流的，顶好是个满堂彩，差些，人家多少也能记得我。”

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做配角，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配角起家，甚至连配角也算不上，是在后台小心张望的那一群。可是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主角是生来就做主角？是被时代的暴风推着、被时势的洪流裹挟着，它要你走到你应该担负的位置上。

然后你听见锣鼓喧天，看见帘子挑开了。

“说是这么说，”求岳仍以虚话答他，这此虚彼虚的游戏里含着一点两心相知的坚定与甜蜜，他握了露生的手，低声道：“你那天一定是满堂彩。”

深秋到腊月的这段日子，他们就这样互相勉励着，摩拳擦掌地等待着，人事尽了十分，余下的就是等待，不是等天命，而是等时机。石瑛和金求岳相信，孔祥熙也一定在等待一个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

1933年12月3日，经历了四个月的暧昧对峙，国民政府就江浙两省税改的大战打响了第一枪。这一天，实业部、财政部、国家建设委员会，三部两级联合发布训令，要求江浙两省就当年工商业税收锐减、乱象丛生的问题“进行整肃清查”。孔部长骚得很，在文章里自问自答，前面要求两省纠察问题，后面直接给出答案，明文指出以安龙厂为首的江浙商团“以特殊手段逃税舞弊，窃国富以徇私，各地又群起效仿，其影响之恶劣难以尽述”。

孔祥熙动起来了。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它声音不大，但如同一声冬日的闷雷震动四方——11月20日，远在福建的十九路军通电全国，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自治。这个揭竿而起的自治政府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激烈反蒋的社会名流，李济深、陈铭枢、冯玉祥，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临时代表大会。而为首的正是淞沪抗战之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蒋光鼐和蔡廷锴。

王亚樵，也在其中。

蒋|介|石坐不住了，率领亲兵御驾南征。

兵变、政变，不得不说，孔祥熙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在他的计划中，强制改革一定会令江浙商人群情激愤，激愤了就会闹，而他要的就是这个闹。平时你闹，最多是政府训斥几句、政策打压一下，但此时闹就是公然和国民政府对抗。

两大省的财政收入，现在是军费的来源，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蒋|介|石极度敏感和不悦。

——想想金忠明当初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求岳很担心王大佬的安危，但福建远在千里之外，打仗消息不通，更何况自己还在风口浪尖上——训令以极其严厉的口吻点名要求金求岳“履行实业部参议本分之职务”，带领麾下财团“接受财政部、实业部的改革措施”，“望以正确态度对待财政部的建议和指导，争取免除罚款、树立榜样”。

纵观中华民国近四十年的历史，这种被训令点名批评的待遇还没几个人享受过，细究起来，可能只有国学大家胡适之先生经历过这种光荣。

金总何德何能，跟胡适并肩挨训。

这简直教吃瓜群众们目不暇给，两年的暂时平静之后，中国最繁华的南方再次被火|药味的风云卷动，东南是真刀真枪的义旗招展，江南则是经济与政治的暗潮汹涌。

江浙商团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回击。

训令下达的三天后，金求岳以实业部参议的身份对训令作了回应，南京、上海、天津的各大报纸都刊载了白小爷捉刀代笔的——检讨书。

对的！你没看错！

检讨书！

在上海的《申报》上，在天津的《大公报》上，黛玉兽惟妙惟肖地模仿了金少爷应有的文雅措辞，以情真意切的铿锵词句自我检讨，表示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作为实业部参议，政府官员，尸位素餐，“实觉汗颜”，一定改过自新，忠诚为党国效力。

大跌眼镜的何止是吃瓜群众，想必孔公馆里的书房里，某人的眼镜也碎了。

金忠明看到报纸，紧拧的眉头露出一丝笑来：“做得好，这就叫做以柔克刚。孔氏上台才几年？他要借着战事发威，就偏偏不能给他捉住把柄——句容那边情况如何？”

齐松义给他递了参汤：“少爷给账房全部放假，都回老家去了。”

金忠明点点头：“要说国人最擅长的事情，莫过于‘磨洋工’三个字，你要骂，我给你骂，你要查，我让你查不着。孔庸之现在只怕要觉得自己弄巧成拙，东南兵变，蒋氏也需要维持后方的民心稳定。所以他只能训令软查、不能无故强征，否则就是给福建那边更多的话柄。”

齐松义垂首称是：“只要退缩示好，蒋公不会在这种时候为难顺民。少爷心里是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