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安也没那么严肃，但他不是很想在这种时候出风头。

倒不是说他被俞英健的“怠惰病毒”所传染，因为季微的案子不归自己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因为这个王旭之目标明确清晰的种种表现让他颇感好奇，觉得在不起眼的地方观察更加合宜。

在这之前，虽然早闻其名，市局里没有人亲眼见到过王旭之这个人。

甚至因为断定季微才是幕后黑手的缘故，在讨论案情的大多数时候，警员们也一般顺水推舟的把他叫成和季微的名字能凑成一对比较顺口的季筑，很少会在讨论时使用“王旭之”这个放在在身份证上，最终也会写进结案报告里，来自他那对早逝养父母的真名.

但按照常理来判断，大半人生中都是别人的养子，“王旭之”这个名字在他生命中的占比，理应比“季筑”要大得多。

梁安的视线因此转到了王旭之的身上，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为了判断可能的落脚点，他们很早就查阅过了王旭之的背景资料，发现他早逝的养父母原本都是从外地赶来定居赚钱的农民工，在收养他前的几年因为意外中了彩票拿到一百来万而变得比较阔绰。

早年的一百多万还是个不小的数字，足以让没什么文化的王姓夫妻开了小餐馆，还买下了一间温馨的小屋。有了充足的经济条件，四十来岁的夫妻俩原本因不育而搁置数十年的后代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在朋友的辗转介绍下，他们才收养了王旭之，一个因为特殊原因被当时过于年轻的父母送养的孩子。

王旭之这个名字过于文气，和他养父母的文化水平不太相符，更像是怀着美好的期望专门找人帮忙起名的结果。

虽然同父同母，但他们的外表可能只有两分相像。如果说季微相貌清秀干练、黑眼圈几乎要成为人设锚点，是那种上班时间和晚上八点能在市中心的办公大厦旁随便就可以遇到的经典社畜，那王旭之就是站立在公路旁阳光下毫不在意紫外线的挽起袖子，工作时的汗珠从额角一路流淌到沥青地面上的类型。

在出人意料的忽然露面并且沉着地做出了让人吃惊的指示前，王旭之似乎只是完全被利用了的边缘共犯，抓获他的主要价值在于供出至今没有证据定罪的季微，仅此而已。

事实上，王旭之的动机称不上薄弱，但其中的过程也足以让人好奇——他是季峰和殷文静的亲生儿子，但这些年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可以说是聊胜于无。

说他会从旁协助季微报仇不算奇怪，成为共犯也是在这之后顺水推舟的事，但如果结合后面一些推断，包括抛弃社会身份逃亡在外，乃至揽下所有罪责，这就不寻常了。

他凭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凭人生中的绝大部分都仿若不存在的血缘？

就在这时，他看到王旭之深吸了一口气，嘴唇抽动了一下，方才开口。

“我对我妹妹失踪的事有了解，是因为我们一直通过暗号形式联系。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事情发生那天我约定和‘他们’碰头的地方……我承认我杀了袁祁，因为私仇，和我妹妹没有关系，但我‘借用’了一点她的资源，这才是他们找上了她的原因。那时候帮我的人是同样想要处理掉他的帮手，这是我唯一的线索。”

他显然提前组织过语言，但话语中模糊不清的沟通细节和他的微表情和小动作是非常明显的夹带谎言表现。不要说梁安和俞英健，连延迟了一路才给通缉犯扣上手铐的派出所民警都能凭借自己调解社区矛盾的经验看出这一点。

看来哪怕是到了这个地步，王旭之因为季微突然的遭遇而不再躲藏，但自己还坚定着保全季微那边的计划，仍然要把罪责想方设法全部揽在自己头上。但既然现在也确实无法纠结于这些，俞英健的想法显然和梁安一致，只是颇为随意的喔了一声，完全没有指出这种异常，随后和王旭之接着确认情况。

“你说的那天，指的是袁耀发生车祸以前的那个凌晨，也就是你或者你的同伙杀死袁祁，把他分尸装在袁耀车上带走的时候？”

王旭之只是略有迟疑，然后点头描述自己的见闻，“我很早就知道袁祁当天会在郊外的一座仓库里，处理掉他以后我就开车来到了黑天鹅夜总会附近。来的只有一个人，我在和他们通话以后就等到了他。那是个男人，他带我走过了一条路，能在跨越监控的情况下进入停车场，按照他们‘既有的流程’和袁耀接洽，把袋子放进他的车里。”

这时，梁安察觉到附近来自派出所的警员似乎想要插嘴说些什么，于是走过去把人知会离开，暂时不让他们干涉市局这边的沟通过程。

他们当然知道王旭之为什么说法含糊不清，连最基本也是最利于定位这些嫌疑人的东西也就是沟通的渠道也不说明。因为显而易见，真正联系“他们”的人是一直藏在幕后的季微而非他自己。王旭之根本不知道她是怎样与那些危险的人取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