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到1864年，共历时14年。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号召力凝聚人心，为起义提供思想和组织基础。民众寻求新希望和出路加激外国列强入侵步伐。给外国列强提供了可乘之机，加剧了中国人的苦难和死亡。

外国列强趁机扩大在华利益，通过军事干预、经济掠夺等手段进一步残害中国人。它们或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以维护其在华特权，或与太平天国进行贸易获取利益，无论哪种方式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太平天国运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现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的一些思想和实践也为后来的革命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借鉴。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他是广东落第秀才，在1843 年阅读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的《劝世良言》后受到启发，开始宣传拜上帝教。

1847 年洪秀全和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人间共父、人人平等，拜上帝之后可无灾无难，凡供奉菩萨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都是阎罗妖，拜上帝会迅速发展，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影响力不断扩大。

1850 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命令，各地拜上帝会教众齐集金田村。次年，洪秀全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立其子天贵为幼主。

太平军攻占永安（今蒙山）。颁布《太平条规》，分封各王，太平天国政权完成基本架构。

1853 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后，开始进行北伐和西征，获得西征的胜利。太平军占据自武汉至镇江沿江地区，进入全盛时期。

1856 年夏，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严重内讧。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诛杀杨秀清。

韦昌辉杀杨秀清后，又大肆屠杀杨秀清部属，石达开指责韦昌辉滥杀，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走，但在天京的家人和部属全被杀害。石达开随后起兵讨韦，洪秀全为平息众怒杀韦昌辉。此次事变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对洪秀全不信任率部出走，独自作战。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分别主军事。

洪仁玕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洪秀全在家乡创立上帝教时，最早参加的两个人就是冯云山和洪仁玕。后来洪秀全到广西起义，洪仁玕因各种原因多次未能成功跟随，还曾流亡香港。直到1858 年，洪仁玕辗转到达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投奔洪秀全。洪秀全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领全国。

1864 年天京陷落，洪仁玕在江西兵败被俘，同年 11 约在南昌就义。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太平天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具有空想性，无法真正实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虽然具有进步性，但由于缺乏实施的条件和环境，也未能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而且太平天国在统治区内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无法为长期的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太平天国在军事战略上存在一些失误，例如北伐军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支持，最终全军覆没；在一些重要城市的防守和争夺上，也没有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导致战略要地的丢失。

曾国藩是1853年开始介入对抗太平天国，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激烈战争。

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营官招募的士兵多为同乡、亲友等关系紧密的人。这种招募方式使得湘军内部人员之间联系紧密，凝聚力较强，士兵对营官忠诚度较高，形成了一种严密的隶属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湘军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

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这种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保证了军队指挥的高效性，使得曾国藩能够有效地掌控全军。

湘军的将领中有不少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曾国藩本人就是进士出身。这些将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战略眼光，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曾国藩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安排。

湘军的士兵主要来自湖南，湖南人性格坚韧、勇敢好斗，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同时，由于士兵们来自同一地区，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相近，更容易形成团结协作的战斗精神。

曾国藩略仿明代平倭名将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戚家军兵制，并为其酌定营制、营规及种种章程。在训练过程中，注重士兵的体能训练、武器使用技能训练以及战术配合训练，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