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就是决断国运的“内”，尚书反倒靠边成为“外”。以三公为首的职业官僚系统，则以此类推的被进一步边缘化处理。

至于攸关百姓生死的军务，自然也要被深宫之内的阉人粗暴干涉。

这类中枢腐化还导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发展到东汉末年，区区一个更改年号的普通诏令，在公布9个月后都未能从洛阳传达到蜀地。

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堂堂大汉为何会在羌人叛乱面前束手无措。但对边郡平民而言，洛阳朝廷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宦官、外戚集团颁布的恶政也总得有人执行。所以，地方长吏才是造就羌乱大祸的更直接凶手。

在东汉一朝，全社会仍处在官府的有力控制下，所以平头百姓在羌乱爆发时，难以投靠豪强获得举族自保。

只能寄希望于地方长官，并因他们的表现却而大失所望，生长于西部、目睹家乡惨状的今甘肃镇原人王符，就在《潜夫论》里对地方长吏的斑斑劣迹进行过揭露。

众所周知，边郡长官对羌人的剥削压迫，是羌人起义的重要导火索。

但王符在《潜夫论》里指出，长吏们对普通汉人边民的压榨同样令人发指。他们或巧取豪夺，或杀人灭族。

造成不少百姓活活饿死，许多家破人亡的妇女被迫沦为奴婢。对编户齐民而言，羌人虽也会抢夺财物，但却是来去如风。始终骑在自己头上的长吏，祸害才是远远甚于羌乱！

虽然边郡生态脆弱且土地贫瘠，但对安土重迁的汉人而言，毕竟是自己祖坟所在的家园。每当羌人袭来，他们的抵抗热情普遍很高。

可脑满肠肥的边郡长官只会作威作福，一遇危机便屁滚尿流，想着逼迫边民随自己往内地逃跑。

为此，还不惜使用手头并不充裕的武力，去强拆边民房屋和毁坏田中作物。

最后，不少边民没死在羌人手上，反被长吏折磨的失去产业与流离失所。几个边郡经此折腾，必然开始人口大减、经济萧条，羌乱自然日趋严重。

换言之，边郡百姓虽穷苦愚昧却不是懦夫，但残暴无能又横插一脚的地方长吏，活生生摧毁他们的自保能力！故王符在其作品中程痛心疾首地大呼：此非天之灾，长吏过尔！

本不难平定的羌乱，就这样被深入骨髓的恶性集权与官僚主义作风放大，逐步膨胀为祸害深远的边陲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