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走后，朱一冯自语道：“我是到了福建才知道有番薯这般奇物，只是不知道远在京师，足不出京城的皇帝是如何知道的。肯定是哪位福建籍的大臣给陛下说的，此真乃治国之良才也！”

其实朱一冯不知道的这位“治国良才”，却并非哪位福建籍的在京官员，而是皇帝本人。

郭可阳怎会不知道红薯，也就是番薯，在满清时期对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意义。

陕西民变的消息传来时，他便想到了在北方推广种植番薯，但是郭可阳并不确定的知道番薯此时是否已经传入中国，更不知道在哪里有种植。

天启七年九月底徐光启进京后，郭可阳接见了他几次与其讨论数学问题。期间也讨论了一些农业问题，徐光启此时正在创作他那本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的《农政全书》。但是此时尚未定稿，更没有起书名。

在原本的历史上，《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版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的。

徐光启见新皇帝忧心农事，便向新皇帝进献了他创作的大量相关书稿，其中就有关于番薯详尽介绍的《甘薯疏》。

郭可阳得知徐光启对于农业的研究之后大喜，立刻命翰林院选派人员派人帮他完善书稿，并出内帑做为其将来出版的经费。

由此郭可阳才详细的知道，原来红薯在万历中期便已传入中国，但是现在主要是在福建、广东一带种植，北方还没有。

于是便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部门，指导番薯在北方的推广并进行其他农业技术和农业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管理。

郭可阳将这个部门命名为农政院，长官为院卿，正三品，佐贰官为院丞，从三品。下辖部门及属吏若干，由农政院长官决定。

与内阁及吏部沟通后，他们对于农政院这个新衙门的成立并无异议，但是任命谁做长官却成了问题。

内阁推荐的大都是些行政官僚，新任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的是一个叫做王象晋的。

郭可阳原本属意让徐光启担任农政院卿，但是徐光启推辞说自己现在全力编撰《算数》《几何》，这两本书是皇帝将来要用于科举考试的，关系重大，难以分出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