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黎塞留公爵当政时期，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军制改革，于是在其后一百多年来，法国-军队的医疗系统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各国军队中最好的，也是最先进的，就连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也赶不上。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在1772年和1788年，有过两次推动医疗系统现代化的努力，这些都是欧洲各国纷纷效仿的典范。

回到眼下，共和国-军队的战地医疗体系，大体上也延续了波旁王朝时代的做法，即分为战场救护所、野战流动医院与后方总医院（综合医院），这三级医疗救护保障系统。

当然了，如果分得更细一点，还可以算上分布于巴黎、里尔、里昂、梅斯、奥尔良、马赛、南特、鲁昂、图卢兹、第戎、斯特拉斯堡等各个大城市里，具有康复、疗养、抚恤与纪念性质的荣军院。

依照法军总医院的首席军医官，佩尔西上校发布的“战场救护指南”：一旦士兵受伤之后，首先是由战地救护所的医护兵进行初步的紧急包扎；然后，通过专门的急救车，在3到5小时内送到师级或军级的野战医院，归于主任医生诊治分类，交给临床医生进行相应治疗；最后，需要进行后续治疗的士兵，则在48到72小时内，转送后方综合医院，也就是位于科布伦茨的总医院。

至于担当医护兵的人选，除了专业医学院出来的实习医生，懂得救护常识的女护士、女商贩或是随军神父外，还有经过战地总医院或野战医院短期培训过的士兵，为此后者将额外获得一份军饷。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军队习惯以旅或团为单位，设置一个野战医院。每一个团都设立一个野战医院，配置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助手，一个医疗管事。

但事实证明，这种医疗救护的效率并不好，尤其是在战事异常激烈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

于是在佩尔西军医官的倡议下，从1794年开始，野战医院逐步被上调到师或军一级。每个野战医院必须确保有一名主任医生（中校或上校），8到18名临床医生（上尉或少校），15到36名的助理医生（少尉或中尉），而且要有一个医疗管事（上校军需官），负责医疗补给与对外联络。

换言之，处于战地医疗中坚力量的师级野战医院中，其专业医生24人，而军一级为55人。之前由于设置单位碎小而导致的资源分散和凌乱，逐步得到了纠正。如果算上实习医生、药剂师与麻醉师，医生人数还将增加40%，官兵与医生比例将达到1万：33。

需要说明的，这些不过是字面上的数据，即便是优先级最高的德意志战场上，官兵与军医的比例也不过是1万：20，少了一半多。但在另一方面，法军的战地医院系统，依然是在欧洲各国军队中，无论是医疗技术、医院环境与医护配属比，最高或最好的。

以至于在战场上，联军一旦获得法军的医护人员就如珠似宝，不仅以对待贵族军官方式善待，还会竭力怂恿他们“叛逃己方”。

只不过，法国的军医官在德意志联军的战地医院里几乎无法适应。因为在德国人那边，不仅军医官的地位不高，很多高级军官对于现代医疗的认知，表现的非常愚昧无知。他们习惯性的认为祈祷神明上帝，比起手术医治更容易获救；

此外，配属军医官的医生助理或是实习医生，大都不是专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而是半路改行的，不仅理论知识欠缺，其实操能力更是非常差劲。很多时候，联军战地医院里的所谓医生，他们的医学常识甚至还不如法军野战医院中的一名普通护工。

更为糟糕的，联军医院在医疗器具，消毒设施，药品药物都非常短缺。所以，一等战事稍稍平息，法国-军医便要求重新回归法军。

至于军中的护士数量，通常是医生人数的1.5到2倍左右，由主任医生和医疗军需官共同负责。此外，宪兵队负责野战医院的安保工作。

不久之前，在拉雷军医官的积极建议下，一种称之为“飞行救护车”成功制造出来，并运用到战场上的医疗救护。

这种车辆是一种轻型、装有强力弹簧的封闭式马车，担架悬于车厢内。车厢的一侧可以完全打开，以便重伤者可以平躺着进出，无需调整。绷带和药物装在车厢的特殊隔间和侧包中。

拉雷曾建议给战场救护车队，配置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军需官，一名鼓手，24名步兵。如此以来，就能向伤员3小时或是12小时内提供外科手术，又能相对舒适地撤离伤亡人员。

然而上述建议，却遭遇总军医官佩尔西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给救护车队配属军官和士兵的方式，会赋予战地医生一种武装者的身份，更容易招致敌方士兵的故意侵害。

等到两位优秀军医官的激烈争论，传到安德鲁统帅的耳边时，第一执政也不得不直接下场干涉，平息这个敏感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