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邮局在德国人的监视和强迫下再度开业了，甚至生意比战前更红火。来邮局里找人代写信件的巴黎市民排成长队，从公司大厅一直延伸到半个街区以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霍金斯不得不与其他员工一道，将一部分休息室和办公室也改造成信件代写室，即使如此，来的较晚的巴黎市民都往往会排队一天失望而归。

手机人偶没日没夜地为市民“代写”家书，就连邮递员也开始干这行了，正如先前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的侄子汤姆森·冯·乌尔里希少校所说的一般。

难道邮递员真的具备承担复杂文案编写工作的潜质，只是霍金斯自己没有挖掘好他们的潜能吗？

别扯了！德国占领军当局草拟了一份一张纸就能写下的“标准用语表”，薇尔莉特她们的任务就是让顾客从这张标准用语表中选择不超过三句话，然后打印出来给负责审查的德国军人过目，接着就寄出去了。手记人偶直接成了抄写员，邮递员当然能干得了这活！

这份“标准用语表”包括的信息量匮乏到令人发指，除了表达某人是健康还是生病以外，几乎没法传达任何其他消息。有个母亲生了个小孩，打算把这个好消息通报给南方的父母，但她完全无法用“标准用语”把话说明白。只能用“我很好”、“女儿很好”来说明她生了个女儿！

“至少得让南方的祖父母知道新生儿的名字吧？”

但是就连这个要求都被德国人拒绝了，他们认为新生儿的名字千差万别，而且起名几乎全靠父母意愿，此例一开，难保不会有抵抗者借此机会利用新生儿的姓名传递情报。

“用新生儿姓名传递情报？！”薇尔莉特简直无语到了极点，“每传递一次情报就要生一次小孩？这样传递情报的成本未免太高！”

“这我管不着，但是不出现在那张表上的词句一律不许使用，如有违反，送信者和写信者都会被逮捕。”负责监督邮局的德国上尉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气愤不已的薇尔莉特，“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

薇尔莉特还能怎么办？只能压抑怒气返回工位，将德国人的回复告诉那位母亲。那位母亲甚至连愤慨都不敢有，因为薇尔莉特的办公室中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德国上等兵坐在角落里监视着她们。

于是一封信件就这样“代写”出来了：

“亲爱的母亲：

我很好，女儿很好。

1940年9月16日。”

“代写”这封信简直是对薇尔莉特20年手记人偶生涯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