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授课的时候，罗贝尔就把法国飞行员们希望尽快参战，请求苏联先安排懂法语的飞行员同他们进行训练的想法告知了卢申科上尉。

卢申科自然非常振奋，获悉法国人想法的他一刻也不曾拖延，直接跑去招待所前台借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了四人的要求。过不多久他便返回会议室，告诉罗贝尔等人：“红空军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请求，他们将在莫斯科军区空军预备队中抽调一批懂法语的新飞行员，组建一个以你们为骨干的歼击机团。”

组建以外国人为骨干的歼击机团，对红空军来说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了。但这么做对苏维埃空军而言百利而无一害：首先，这几个法国飞行员不仅飞行技术过硬，作战风格也不同于红空军的歼击机飞行员，让几个新飞行员跟法国人飞必然有利于两军交流经验技术。

其次呢？如今飞行学院扩大了好几倍，教官缺口很大，个别飞行学院甚至只教授起飞降落后，就把菜鸟派到部队去了，因此让这几个法国飞行员客串一番教官自然没什么坏处。

至于部分保守的干部提出的“新飞行员被资本主义的上级带坏了怎么办”这个问题，红空军也有办法解决，那就是挑选政治过硬的新飞行员进入法国人带领的飞行中队。凡加入这个独立飞行中队者，政治面貌至少是团员，最好是党员——他们个个理论水平卓越，政治信仰坚定，拿到陆军去做政工干部都不在话下，还指不定谁影响谁呢！

更何况，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还收到情报，自由法国飞行员的领导，也就是那个罗贝尔·克吕尔少尉完全是工人阶级出身，他的养父戴泽南将军又是一位国际纵队战士，一位毫不掩饰的工人阶级革命同情者，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牵扯过托派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他协助的左翼力量一直是受莫斯科指挥的西共和法共，以及对莫斯科友好的美共。

这么一算计，苏联方面甚至产生了把几个法国飞行员感召成布尔什维克的乐观想法。

于是在9月15日，四人就收拾东西搬出了航空学院宾馆，搬去位于莫斯科南郊的伊万诺沃野战机场。

卢申科继续充当四人的翻译，为了便于管理，国防委员会把他从红军转到了红空军，于是他就从一名步兵指挥员变成了空军政工干部。他连新军装都没领到，就直接带着四个法国人离开了空军学院。

在汽车上，罗贝尔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卢申科，苏联的最高荣誉奖章是什么？”

“苏联英雄。”卢申科立刻回答。

“发给外国人吗？”

“发。”

罗贝尔点点头，然后郑重地说道：“为了法兰西的名誉，卢申科同志，我想拿到苏联英雄勋章，获得它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