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贝特离开后，团里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整编，以应对人员结构的变化和不久之后的换装。

在阿尔贝特离开之后，罗贝尔·克吕尔中尉就成了目前427歼击机团内唯一的法国飞行员，法国飞行员便不再是团的骨干。尽管红空军还是往团里补充了几个会说法语的新手，以便将来继续接收法国飞行员，但新来的能挑大梁的飞行员骨干就都不怎么会说法语了。

随着这些苏联飞行骨干的调入，团里的风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扭转，上下级之间泾渭分明，诸如“看到上级不敬礼”这类“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几乎立刻绝迹，427团从“飞行俱乐部”再次变成了“航空歼击机团”。

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的罗贝尔对此保持沉默，李尔斯维克也自无不可，倒是卢申科私下里和罗贝尔提过：“我觉得原来那种不分上下、一律平等的风气也不错，虽然看上去是散漫了一点，但同志之间的凝聚力确实得到了强化。法国空军的这一套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参考价值，我准备提交一份报告，将来或许可以继续试点。”

罗贝尔听完，立刻戳破了卢申科心目中对法国空军抱有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尽管法国空军在创立之初确实带有浓厚的“沙龙”风格，军中阶级很不严格。但随着空军规模的扩大，大量陆军军官调任空军担任主官，再加上陆军总体上对空军的压制，在30年代前，法国空军的风气就已经像陆军一样保守了。

像第一战斗机联队第二团这样，仍然保留着平等传统的部队才是少数——这还多亏了多米尼克少校等一系列一战王牌飞行员不断抵制保守派侵蚀的努力。

除了“移风易俗”之外，团里还对部队的人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原先两个中队维持原状不变，罗贝尔由二中队中队长升任为副团长，转入了团长李尔斯维克少校的直属小队。表面看来他似乎遭遇了“明升暗降”，但事实却不然。

由于老资格飞行员的缺乏，所以一二中队仍保留“一老带二新”的三机编队编制，而团属小队则调整为两个两机编队。其中李尔斯维克少校的僚机飞行员被视为“中队长预备”，而罗贝尔的僚机则被视为“小队长预备”。

这个小队不仅是427团的“军官团”，还承担着同德军王牌飞行小组直接对抗的重担，李尔斯维克因此称团属小队为“团的刺刀尖”。既然如此，那么目前保持着团里最高战绩的罗贝尔（也是该团唯一的王牌飞行员）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刺刀尖的刺刀尖”。

为了保证空中通讯畅通，罗贝尔选择了法语较好的“老飞行员”格里高利·德卡斯特罗作为自己的僚机。他原本是斯蒂宾的僚机，到团里才一个多月，就因残酷的消耗战成了老手。

如果是以往，罗贝尔肯定会拉上他喝一杯，聊聊家常以联络感情、增强配合，但他现在不想这么做了。他不想知道德卡斯特罗的家里是不是有鬓角斑白、垂着眼角的老母亲，或者周末身着猎装、不苟言笑的父亲——他不想知道这些。

“他只是个人形生物，而不是个人，更不是我的战友。”罗贝尔用无情的话语欺骗着自己，“所以他阵亡后我不必悲痛，我阵亡时他也一样就好。”

受德卡斯特罗委托，来询问罗贝尔对他的这一任僚机为何过于冷淡的卢申科闻言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才表示：“这种心态我听说红军里也有过，有些老兵会故意不去了解新兵的名字，甚至干脆用‘一号’、‘二号’这样的数字来称呼他们，好像如此一来，新兵的阵亡就无关紧要了。”

“你会批评这些老兵吗？”

“我会劝说他们，但不会严厉地批评，这毕竟也算是一种好人的自我保护……”卢申科沉默了一会，才含蓄地建议道，“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未必是个好方法，万一德卡斯特罗真的牺牲了，恐怕你到时会为现在的疏远感到后悔——你做不到真的把战友不当人。”

“我会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你怎么不佩戴红星勋章呢？”

“勋章这玩意不都是重要日子的时候佩戴的吗？红场阅兵那天我也戴了啊。”

卢申科顿时放心了，他还以为罗贝尔不愿意佩戴苏联政府颁布的勋章呢：“苏联人还是习惯于重要勋章一直戴着，你这个王牌飞行员不戴勋章，大伙全都不敢戴了。再说，军服上留着一个洞多难看啊！”

卢申科倒说了句实在话，红星勋章并非用别针挂在军服上，而是钻个孔钉在胸口的，罗贝尔把勋章拆下来之后，军服上就留下了一个非常扎眼的破洞，着实难看。

“那我就天天戴着了，不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慎在战斗中遗失或损坏了勋章，还可以补办吗？”

罗贝尔对苏联勋章的珍重令卢申科感到满意：“当然可以，你就放心戴吧！”

于是迎接雅克-1战斗机的那天，罗贝尔便戴上了他的红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