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世界顶级的学者，里面也有很多人都拥有教职。这里的“教职”可不是指如同手艺人带学徒那样的带研究生，而是正儿八经的在班级面前授课。比如说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先生，就是在苏黎世大学的数学课上遇上了尚未成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给后者留下了“数学不好”“一条懒狗”等评语。

要知道，闵可夫斯基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了，刚刚二十岁就能与彼时世界第一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谈笑风生。而他鄙视青年爱因斯坦数学水平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除开“继绝学”的想法、满足“教书育人”的精神需求之外，学者做教职，也是对自己很有好处的。

科学本质上就是用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来将自己看到的“部分真理”落于文字，然后再拿出去与别人比较，相互砥砺，如此不断进步。

而思考“如何将我所知道的真理教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对自身所学的总体性思考。你要让人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要让别人信服，要让别人从无到有的接受你的理念。这个过程是有利于系统性研究的学术研究的。

向山理所当然的在清华那边挂着名字。陈锋也算是北大的研究员。除开他们之外，超人企业的其他学者都不介意才本地的学术机构挂个名字。这也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环境。但是，受限于研究的安排，超人企业的研究员基本都没有在大学的教职。

所以，他们想要讲课，也就是对内了。

这是向山倡导的一项举措。研究部门的各位头部或多或少做过这种事。休息时间或者没有科研任务的工作时间都行，随心所欲，内容自定，面向公司内部员工进行讲课，以系统性整理自身的思路。

对于研究部门的员工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项福利。包括约格莫夫在内，大部分学者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就算不是，在这么个环境下也很快就会提升上来了。

这在外面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约格莫夫愿意去清北开一堂课，怕是整个生物系都要挤过来听讲。

陶恩海进公司三周了，这种讲课也遇到过好几次。只不过，他听得不是很多。离开自己的专业之后，他在其他领域就和普通人一样无知。做跨学科研究，也不是一开始就从其他领域最尖端的内容听起。

他还得花时间打基础。

英格丽德写完了题目，道：“确实，有兴趣的话来听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