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还无法收回他们手上的特权，但规范执行特权还是可以推动的，毕竟老朱同志虽然给了文人不少特权，但数量都有严格限制，严格执行起来，也会收到奇效，最起码大明的隐田与人口不会像现在这般如此的夸张，尤其是东南几省。

其中浙江在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中，人口是一千零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六十七，到了万历六年，人口降到了五百一十五万三千零五口，浙江人口经过近两百年的稳定发展，不仅没有任何增加，反而少了近一半。

浙江布政司已经够离谱的了，还有个更离谱的，那就是同样是东南沿海的福建布政司，在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中，尚有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八百零六人，到了万历六年，人口直降至一百七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人，超过一半。

至于江东布政司，情形比之浙江与福建，丝毫不落下风。

与户籍人口下降的情形相比，这几个布政司的举人名额，却是遥遥领先全大明。

为了拉拢东南士绅与顺利迁都南京，朱高胖在洪熙元年规定，全大明每次乡试录取举人名额五百八十人，其中南北直隶各八十人，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八。

作为科考大省的江西则是五十人，浙江与福建同样是四十五人，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点八。

虽然后来的举人录取名额往上做了几次调整，但比例一直没有做任何变化。

朱由校一直以为东南几个布政司的士绅人数为何那么多，以为是这几处聚集了大明的近一半人口，但翻阅了《大明会典》后，才惊人地发现这几处的人口普遍比明初少了一半左右。

朱由校比对洪武二十六年与万历六年的人口统计，在总户籍人口不变的情形下，东南几个布政司少的一半在籍人口，都强加在了河南、北直隶、陕西、四川、云南等官僚士绅分布较少的布政司。

其中，河南人口由一百九十一万上涨至五百三十一万，北直隶从一百九十二万上涨到了四百二十六万，陕西二百三十一万上涨至四百五十五万，四川一百四十六万上涨到了三百一十万，云南则是从二十五万上涨到了一百四十七万。

南北直隶中，人口增长最多的府分别是凤阳府与真定府，一个从四十二万上涨到了一百二十万，一个从四十五万上涨到了一百零九万，真定府因地盘大没什么雄厚的政治背景尚可以理解外，但凤阳府作为老朱同志的龙兴之地，户籍人口被登记得如此之多，就有点故意为之了。

同样是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当时大明在籍的总人口为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口，而万历六年的总人口为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与洪武二十六年的在籍人口基本持平，但比弘治四年的户籍人口却多了近一千万人。

当看完这三组数据的时候，朱由校除了震惊与愤怒外，还有感觉弘治朝掌权的文官是有多么的无耻，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明虽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但这段时间内总体上是十分稳定的，人口却少了整整近一千万，朱由校当时在想，万历六年的人口统计，当时若不是张居正掌权，人口总数只怕还会在弘治四年的基础上再少一千万，只剩下四千万来人口，远远落后于西汉中后期的六千三百万总人口。

这些官僚士绅，真是无耻到没有下限。

大明已经给了他们无上的特权与荣华富贵，他们依然不满足，还想着挖空整个大明朝廷，将所有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