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总结道：“齐国技击不如魏国武卒，魏国武卒不如秦国锐士；秦国锐士虽强，难敌齐桓公、晋文公之严军；齐桓、晋文之军，胜不过商汤、周武王之仁义之师。故可将齐、魏、秦、五霸、汤武之兵分为五类：亡国之兵、危国之兵、功利之兵、和齐之兵、仁义之兵。其中，仁义之兵为首，和齐之兵次之，功利之兵又次，危国之兵再次，亡国之兵最次。此与吾议兵时所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之观点相合，亦符合儒家以仁义为本之传统。

二，赢垚继续和荀子对话场景：

赢垚：“听闻先生高见，深受启发。那么对秦国有何见解，特来请教。”

荀子：“承蒙公厚爱，老夫确实对秦国的风土人情和国家治理有所观察。”

赢垚：“想听听先生对秦国的评价。”

荀子：“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大增，已成为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虽可一时强国，却非长久之计。”

赢垚：“儒者无益于人之国，对儒家思想并无兴趣。”

荀子：“大王此言差矣。儒者效法先王，注重礼义。若任用儒者治国，可使政务井井有条。即便不受重用，儒者亦会顺从为臣。且儒者强调道德自律，贫穷时不夺不义之财，无地时亦明国家大义。其精通治国之道，大则可治国，小则可修身。”

赢垚：“先生对秦国的所见所感如何？”

荀子：“秦国地理环境优越，民众质朴，官员勤恳。然秦政仅为霸者之治，非王者之治，荀子：“尚存改进之空间。秦政过于注重富国强兵之术，而忽视仁义之术。长此以往，秦国虽强，亦有忧患。”

赢垚：“先生一直强调仁义之兵，然秦国非仁义之兵，却能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先生作何解释？”

荀子：“做事需明本末源流。决定战争胜负之关键在于政事，而将帅、军队乃末节。仁义乃政事之本，若君以仁义施政爱民，百姓必愿为君效死。商汤流放夏桀，非只在鸣条之战，其胜因早在施王政时便已种下。周武王诛杀商纣，亦非仅靠甲子日牧野之战，其胜因在周朝之管理与日常治理中便已显现。故治国不可唯重权谋，而弃仁义、礼义。权谋可得一时之胜，仁义则可保国家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