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字伯修，号滋溪先生，真定人，元代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少从安熙学，为国子学生，得吴澄、虞集、齐履谦先后为之师，参加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江淮红巾军起义，奉命参政江淮行省，总兵于饶、信，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岁。

苏天爵，出生在真定一户官员家中，父亲苏志道是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母亲刘氏。由父亲苏志道引见，拜入同郡安熙先生之门，学习元代大儒刘因之学，安熙是刘因的门生，苏天爵成为安熙的入室弟子，其后多年，一直在安熙门下学习。期间与藁城着名学者张在交游，并且每获多闻之益，天爵少年时接受的系统、严格的儒学教育，并得到名师指点，对其一生影响深远。天爵博闻强记，饱读诗书，学识很快超越其师，尤其是在诗文方面，词华典雅，根柢深厚，成得同时期的名作家，文章文笔的大气，往往出入於欧阳修、苏轼，甚至超过其老师。

苏志道为尚书省中书掾，因父亲为官中央，苏天爵随家庭搬入大都，并以21岁入国子学，先后拜吴澄、虞集、齐履谦等大儒为师，学习儒家经典。由于他勤奋努力，嗜学不厌，得到诸多师友赏识。虞集有《赋苏伯修滋溪书堂》诗云：“积学抱沈默，时至有攸行”，“抽简鲁史存，采诗商颂并”，赞赏苏天爵心无旁骛，沉潜典籍，研究掌故，终能厚积薄发，并说他可以“担当起一代文献记录的重任。”

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以应试文《碣石赋》“文雅驯美丽，考究详实”，被负责这次公试的马祖常拔为第一，“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官列七品，时年24岁。后来，父亲苏志道在大都病逝，天爵以父丧归真定丁忧，苏天爵服孝期满，重新上任，调功德使司照磨。

经着名学者袁桷的举荐，苏天爵得以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并参与了《英宗实录》的修撰，对袁桷的举荐，苏天爵一直感激不尽，后来为袁桷写墓志铭，他把这份感激写了进去。从此，苏天爵进入史学领域，天爵少年时便有志着书写史，他终于有机会施展才华，在翰林院如鱼得水。

说苏天爵是元朝的包公，其意义想来已经不必多说了，自然是因为苏天爵为人公正廉明，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苏天爵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名号也不会流传到这么久了。苏天爵为官之时，无论是在哪个职位上都恪尽职守，尽职尽忠，秉公执法，破获了大小冤案无数。

苏天爵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的时候，“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于是苏天爵奉命到湖北考察狱案。所谓的断狱未审，实际上很多都是当地豪强枉法害民，但是因为这些豪强在当地势力极大，又有钱财遮掩，所以即使犯了案，审来审去最终都没有个结果，而湖北这个地方，民风凋敝，此类案件就更多了。

苏天爵得到诏令之后，当即前往巡察，遍阅各地，事无巨细，查无遗漏，“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苏天爵担任监察御史一职，上任不到四个月“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

苏天爵奉命去湖北审视囚犯，作为监察御史，不顾道路僻远，天气炎热，气候潮湿，每天奔波于湖北各地，审理在押囚犯。只要遇到有疑点的案件，都会重新审查，并加以处理，凡遇到有冤情的狱囚，他就会问：“宪制规定，一年有两次视察，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回答是：“以前来视察的，只是应付差事，没有真正想为我们这些老百姓伸冤的。他们官官相互，欺下瞒上，谁管我们的死活，今天听说御史大人到了，而且您就是人们传送的‘苏清天’。我即将受刑不得不说了。”苏天爵为之叹息，所以在以后的审理案件中更加深究细问，虽然在盛暑的深夜，仍然秉烛伏案，审理各种案件，而不知疲倦，从而纠正了许多错案。

后来，苏天爵出任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淮东因为他的巡察和到来，一时间“宪纲大振，一道肃然。”他奉命巡察天下，“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后来还因为太过严厉，拉下的人马太多，最后得罪了当时的丞相，被以“不称职”的罪名弹劾罢归。这种种事迹，也许并没有后世流传的包公的事迹，那把具有传奇色彩，但是却也能看出苏天爵绝对是一位秉公执法，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清官，“元包公”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由于苏天爵在湖北任上平反了许多冤狱错案，很受皇帝赏识，回朝之后，拜监察御史。当时已是元朝后期，朝廷弊病很多，他为官四个月便上奏章四十五本，内容大多都是人君之道、朝廷政令，凡是涉及到国家安危的，对社会发展不利的他都直言不讳，知无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