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一。自幼聪颖，连中会元、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右中允、左庶子、少詹事、正詹、礼部右侍郎等职。善于迎合崇祯帝旨意，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加太子太保衔，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升任内阁首辅，加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期间与同僚温体仁倾轧，因被言官陈赞化揭露曾私下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而辞职。后再任内阁首辅，进少师，升为中极殿大学士，他复出后，推翻温体仁主政时的弊政，笼络人心，并重新获得崇祯帝的信任。但同时也倚靠吴昌时、董廷献等亲信，结交内侍，收受贿赂，加剧了朝政的腐败。

清军第六次入塞大掠，周延儒自请督师堵截撤退的清军，但他不仅没有认真堵截，还不断谎报军情。还朝后，崇祯帝欲加封他为太师，但其督师期间的行径随即由锦衣卫都督骆养性等密告于崇祯帝，因而被勒令致仕回乡。不久，雷演祚、郝?、蒋拱宸等揭发其招权纳贿、结交内侍，触怒崇祯帝，周延儒被再召至京师赐死，时年五十五岁。

周延儒，出身于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先周冲号静庵先生，是王阳明的门人，官至应城知县、唐王府纪善，入祀乡贤祠。周冲的从孙周淳，周延儒的祖父，官至太康知县。周淳长子周天瑞没有功名，但周天瑞第三子周延儒却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党人交游，尤其与姚希孟、罗喻义友善，后来其学问日益精进，被三吴士绅推为“艺林之冠冕”。

年方二十余岁的周延儒，考中乡试第二十二名，他连中会元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周延儒长相俊丽，以此沾沾自喜，与同样少年得志的同年进士冯铨关系很好，曾同床共枕，后来他和冯铨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周延儒参与科举阅卷，录取李应升，被认为是选拔了一个合适的人才，周延儒迁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司经局。上任后力推孙承宗入阁，主持军政，后任左庶子、少詹事等职，并调任南京翰林院。期间周延儒父母双亡，他连遭两艰，杜门谢客，得以躲过天启末年因魏忠贤专权而风云诡谲的政局，在此期间，他曾给好友冯铨写信，援救被魏忠贤迫害的东林党人。

崇祯帝即位，周延儒补任詹事府正詹，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宁远、锦州相继发生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督师袁崇焕请发军饷，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大臣都请求动用内帑，崇祯帝不愿意。在场的周延儒揣摩上意，说：“以往边关守兵防止外敌入侵，而今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要学样了。”崇祯帝询问对策，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崇祯帝认为周延儒说得有道理。

崇祯帝又询问边军军饷问题，周延儒说：“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暗示骄横的武官闹事来胁迫袁崇焕，崇祯帝深表赞同。当时，大小臣工都不敢回答，唯独周延儒的回答能令崇祯帝满意，所以他“由此荷圣眷矣”。

因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指示吏部会推内阁增补成员的候选人，开出的名单包括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人，钱谦益最有望入选。周延儒认为此番会推阁员自己如能被提名，必定会被崇祯帝点用。他除了在外廷积极活动，还走后门结好于外戚郑养性、万炜以及东厂太监唐之征作为内援，志在必得。但结果名单却没有他，也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两人便把矛头对准了钱谦益。周延儒散布流言，称这次会推完全是由钱谦益的同党把持，温体仁更是上了一道《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与钱谦益有涉的钱千秋科举舞弊案，崇祯帝召见百官询问此事时，温体仁、周延儒都称崇祯帝被钱谦益的同党蒙蔽。崇祯帝本来也希望周延儒能入阁，看到名单没有周延儒就很怀疑，于是就相信温体仁、周延儒所散布的钱谦益结党的说法，将钱谦益逐出朝廷。从此，周延儒与东林党反目成仇。

崇祯帝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从午后一直谈到深夜。此次召对与往常截然不同，翰林院记注官也不得在旁记录，所以君臣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敏感的言官还是揣测到了一点眉目：崇祯帝因钱谦益案件而暂停会推阁员，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显然有意让他入阁辅政。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抨击周延儒，试图阻遏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等人向崇祯帝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阉党”逆案中人冯铨狼狈为奸，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图大拜”，即进入内阁；二是“以图翻局”，即推翻逆案。周延儒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称言官所说都是莫须有之事。崇祯帝迫切需要一个能总理朝政的大臣，他很看重周延儒的政治才干，因此态度明显偏袒，对于钱允鲸等人的奏疏只是“报闻”而已，而对于周延儒的答辩奏疏却“优诏答之”，意在给言官们泼冷水，让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言官们并不气馁，御史刘之凤等人在几天之内联名上疏，对崇祯帝单独召见周延儒一事表示异议。崇祯帝只是淡然批复“不得渎奏”四字，只字未提召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