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耽罗，新城。

湘军，公元一八五二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公元一八五六年后，改制如下：裁快蟹船，长龙船减为八艘，舢板船增为二十二艘，全营共有船三十艘，每船炮位如旧，员额增至五百三十二人）。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另外各船还配有火枪、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认为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几件西洋火器有用得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其所参加的历次战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西北回民起义以后，屡次参加了抵抗外侮的战争，包括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台湾抗法，甲午牛庄血战等等。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

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公元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湘军首领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驻军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编练两淮勇丁的计划，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公元一八六二年三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淮军编制，出自湘军。每营五百人，用抬枪、鸟枪一百二十余杆。一八六三年，各营于营哨官外另外延请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并改抬枪、鸟枪等队为洋枪队；其劈山炮队亦改为开花炮队。因使用新式兵器需人较多，故每营人数连长夫在内增至七八百人不等。公元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又参照德国营制，建立克虏伯炮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由湘军创立的勇营制度,到淮军则发展为参用西法的制度。淮军虽承袭湘军制度，但训练用洋操，兵器均是洋器,并聘有西洋军官为教习，这和当年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者迥然有别，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只是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部队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不分伯仲；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指挥。淮军的统领、营官、哨官都未曾习练西法，作战时由他们妄行调度，致使军队平日所学全归无用。

这一点，在淮军后期的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基隆之战，明明铭军在首领，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带领下，打得侵台法军大败亏输，但法国人作为列强，在战场上获得不到的胜利，竟然通过和谈达到了，由于淮军首领李鸿章的软弱与清廷的腐败，清法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合订越南条约》，致使中国的传统藩属国彻底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致使数千铭军将士的鲜血白白洒在了宝岛的每一寸土地上！

黄海大海战，如果说基隆之战还不能很清晰的凸显淮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弊端，那么发生在光绪二十年的黄海大海战就将淮军伪近代军队的外皮给扒了个一干二净！

先是海军方面，李鸿章任命陆军将领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提督，而科班出身的刘步蟾，林泰曾，叶祖圭等人却只能以总兵头衔管带一艘铁甲舰，无法真正有效统领整支北洋水师！什么叫外行指挥内行，这就叫外行指挥内行！

再说刘步蟾，这厮虽然留过学，喝过洋墨水，但却为人古板狂傲，在香港时仅仅为了区区旗帜问题，就与英国总教习琅威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致使大量外籍教习随后者撤离北洋水师，而后北洋舰队训练松弛，军纪每况愈下，也有他不可推辞的责任！说到底，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淮人军功集团，从来相信的只有他们自己人，外国教官再怎么治军严谨，办事勤勉也不过是个局外人，他们可不管你有没有职业操守，一旦冲突起来，偏帮的还是他们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