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间弥漫着紧张与思考氛围的会议室里，创作团队再次聚焦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这个问题如同深埋在《楚明皇》创作根基中的巨石，那就是对神的定义。

导演神情严肃地说：“我们都清楚，问题的核心已经聚焦到对神的定义上了。中国人对神的理解源于对祖先和自然的崇拜，而后逐渐去神化，这种观念彰显了人定胜天的伟大特质，与我们当下积极进取、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特征相契合。然而，西方的神后裔观念所衍生出的天授人权，与中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就是最核心的争议所在。我们必须在创作中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否则作品将会失去其灵魂根基。”

编剧推了推眼镜，接着说：“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发展入手来展现中国人对神的独特理解。就从远古时期说起，那时的人们敬畏自然，将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视为神灵的力量体现。比如，人们认为雷神掌控着天空的雷电，风神主宰着大地的气息。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祖先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或者品质，能够与这些神灵沟通或者获得神灵的庇佑。”

于是，画面展开到一个古老的部落。部落中的人们在面对洪水来袭时，一方面祈求河神息怒，献上祭品；另一方面，部落的长者会讲述祖先如何在类似的灾难中顽强抗争的故事，激励族人们团结起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抵御洪水。他们砍伐树木制作简易的木筏，用石头和泥土筑起堤坝。在这个过程中，祖先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引领，而人们自身的努力才是应对灾难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祖先和自然的崇拜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演变。到了商周时期，祖先崇拜更加系统化。商王和周王都宣称自己的统治是得到了祖先的庇佑，他们通过祭祀祖先来祈求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神化统治，因为他们深知治理国家需要依靠贤能之士和百姓的支持。例如，周公旦制礼作乐，就是依靠人的智慧和谋略来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单纯地依赖神的旨意。

历史顾问补充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浪潮更是对这种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拓展。儒家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学说，他相信通过人的教育和自我修养，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而不是等待神的恩赐。道家虽然尊重自然，但也提倡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老子所说的‘道’，更多的是一种自然和社会运行的法则，而非超自然的神权主宰。”

进入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王朝建立。秦始皇虽然自称为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的统治更多地建立在法家的治国理念之上，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管理庞大的帝国。汉朝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进一步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在民间，人们虽然依然祭祀祖先和神灵，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寄托。例如，在春节期间，人们祭祀祖先，是为了缅怀先辈的功绩，传承家族的文化，同时也是祈求家族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而这种幸福是要通过家族成员的辛勤劳作和团结协作来实现的。

然而，西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高高在上，掌控着世间万物。古希腊的城邦认为自己是神的后裔，比如雅典人认为自己是雅典娜的子民。这种神后裔的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政治统治到社会秩序的构建。城邦的首领被认为是受到神的眷顾，他们的权力被视为是神授予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天授人权的观念被教会进一步强化。教会宣称国王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人们必须服从国王和教会的统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种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使得欧洲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僵化的等级制度之下。

对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君权神授的说法，但这种观念更多地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人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在王朝更迭时，往往是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失去了民心，而新的统治者则是依靠自身的才能和民众的支持登上皇位。

在剧情构建上，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人物故事来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差异。

在中国方面，塑造一个名叫林羽的年轻书生形象。林羽生活在明朝，他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看到家乡遭受旱灾，百姓生活困苦。他没有祈求神灵降雨，而是积极组织村民挖掘灌溉渠道，从远处的河流引水灌溉农田。在这个过程中，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如资金短缺、技术难题以及一些保守村民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祈求龙王降雨。但林羽坚信通过人的努力可以解决问题。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请教水利专家，最终成功地将河水引入农田，使家乡的百姓度过了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