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独走”和“下克上”等问题，但不能就因此把日本发生的一系列异变，只归结于是受到这些中下层激进势力的裹挟。

相反，包括上至天皇裕仁在内的日本主要军政高层，其实对下面的做法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掌握。

他们对这些行径实则采取了姑息和纵容的态度，甚至在暗中推波助澜，以图借这些激进分子之手制造出可以乱中获利的局面，并且还能在事后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

只有当局势真正的危及到自身，或是感到事态将变得难以收拾之时，他们才会出面，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下面加以约束或制止。

而那些在实际上是被他们当枪使的肇事者们，当然一般都不会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往往给予些小戒也就算了事，反过来还会因此被同僚和盲从者们奉为“英雄”，气焰也会变得更为嚣张。

如此畸形且变态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其实是日本的“优良”传统，放在当前局势下，则归根到底是源自其自上到下的军国主义野心。

从外在上看，被奉为“现人神”的天皇裕仁似乎沉默寡言，很少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所有的决策都是由大臣们在御前做出的，裕仁只是被动的予以批准或否决。

可事实上，且不论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拥有一言九鼎的崇高地位，单就日本律法而言，就明确规定着“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统帅权力，可以制裁不听指示的军人，但对军部的日益强盛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默认军部的政策并坐视他们贯彻自己的意志。

正是裕仁的态度，使得日本的激进势力更加猖狂，而他们也成为了裕仁实现自己潜藏野心的棋子和炮灰。

基于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裕仁和他手下的当权者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认知，即单凭日本自身的潜力和资源，很难摆脱眼前的巨大困境。

若想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并转移国内诸多尖锐的矛盾，只能努力完成“先辈”们指明但未能实现的目标，对外进行扩张，夺取必要的发展空间。

为此，裕仁等人已经决定开始调整日本的国策，并根据国内的形势“降大命”于那些有号召力的军部代表。

同时也准备对外采取更为强硬的举措，既为鼓舞国内的人心，转移视线，更是为了日后进一步的扩张奠定基础。

可以说，日本当局做出的这些改变，从总体上与那些政变谋划者们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至于他们准备对外采取行动的方向，则都指向了西边的半岛。

若说日本是华夏搬不走的恶邻，但一衣带水的两国其实并不直接接壤，在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朝鲜王国。

朝鲜王国在19世纪末曾一度自称“大韩帝国”，后在华夏的反对和斥责下，纯宗李坧不顾日本的“劝说”，自废帝号并把国名改回“朝鲜”。

至1930年时，朝鲜在经过日本三十余年的持续侵略后，已基本沦为了后者的殖民地，国权尽数丧失，剩下的怕只有名义上的国家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