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戚继光当时也搞错了，当时义乌矿工并不多，即使在矿厂上干活的也是打零工的山民，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工。戚家军最后在义乌大规模招募的还是义乌山民。

无论是矿工还是山民，那种源于生存压力的战斗精神，一直传承到大明朝丢掉辽东前的沈阳之战。

如果不是戚家军兵力不足，如果不是蒙古内奸和后金八旗兵里应外合，努尔哈赤根本不可能攻占沈阳城。

至于处州也就是后世的丽水，同样因为身处山区，士民负穷拼搏。正如历史上幽州出突骑，丹阳出精兵一样，都是因为“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帮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一直是明军的优质兵源地。

只是因为明军年年从处州征兵，当地人不厌其烦。到了明朝中后期，处州兵都打成了兵油子，打得赢就往死里打，打不赢就早作打算，及时开溜，声誉有所下降。

所以当时戚继光对处州兵的评价没有义乌高。

其实只要用好了，处州农民也是不错的兵员，与北方苦寒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蒙古、女真兵和林中百姓差距并不大。

辽王还看到一点，辽东军此次征战西域过程中发生的罕东叛变也暴露了辽东军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兵员过分依赖胡人，汉兵比例太少，容易导致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如果当时不是鲍超在关键时刻顶住了诱惑，庭州真可能被罕东和瓦刺联合偷袭成功了。

草原民族多是畏威不畏德，一旦战局不利，很容易溃逃甚至叛变。唐朝安史之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番兵比例太高。

明朝末年丢失沈阳城，也是因为明军中的蒙古兵员已经从最初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四以上，城内的蒙古兵一叛变，明军主将只能仰天长叹，引颈就戮。

所以，辽王开始着手有重点地引进内地的优质兵员，尽量保证番汉兵员之间的合理比例。这个最佳比例到底是一比一、二比一，还是一比二，还要在实践中具体摸索。

因为辽王身边人手越来越少，这到浙江接兵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小郭钥身上。

郭钥终于得以独当一面，带了二十来个警卫和一堆宝钞，高高兴兴地跟着徐司马到浙江接收兵员去了。

但是，辽王这次未经请示，擅自招兵买马，又为他惹了一身骚。这是后话。

随着辽王主持秋操，在京城独领风骚，皇帝又对他恩宠无双，越来越多的人想到辽东辽王帐下建功立业，其中包括一些富家子弟。

郭家和辽王结亲后，家族命运已经和辽王府紧紧绑在了一起。后来沈家商船回辽东时，不仅带走了驸马爷郭镇一家三口，还带走了郭英另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儿子郭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