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划分方法也使得不列颠的经济学圈子里涌入了许许多多看起来本不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物。

马尔萨斯在成长过程中受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等人影响较深，并进一步基于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观点发展出了他的‘一元神’信仰观与‘人口理论’。

而在不列颠经济学界的另一大派系中也有着较为明确的传承顺序。

如果把他们的顺序按照时间线列出了，则又是另一种性质的星光璀璨了。

这便是以亚当·斯密为开创者，杰里米·边沁为第二代，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为传承者，大卫·李嘉图为集大成者的不列颠古典经济学发展脉络。

边沁先生在伦敦大学办讲座时就曾经自豪的对着听众们夸耀过：“我是詹姆斯·密尔精神上的父亲，而密尔则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

而这一派的学者也是推动伦敦大学成立的骨干力量，如果套用东方文化的概念，这便是伦敦大学刻在骨子里的山门道统。

在极为看重校友关系的不列颠社会中，不论亚瑟承认还是不承认，从他踏进伦敦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打上分类标签了。

正如东印度公司倾向于录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不列颠极端保守势力对伦敦大学的厌恶也是一贯的。

不过作为在经济学领域长期争锋的对手，马尔萨斯与伦敦大学系的一众人马关系倒还不错。

虽然李嘉图常常在经济学观点上和他唱反调，尤其是在《谷物法》问题上，李嘉图坚定认为废除《谷物法》有利于经济增长，而马尔萨斯则强调地主对国家的重要性，坚决维护《谷物法》和提高粮食限价。

但这种观点上的冲突并不影响他们俩成为一对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而更令人奇怪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两位经济学家到底是怎么搅到一起的。

论出身，马尔萨斯出身于典型的不列颠上层家庭，而李嘉图则是受歧视的犹太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