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情况则恰恰相反，可能是由于舆论的

压力或者是出于建设完全的法治社会的需要，很

多时候，司法机关更倾向于以更加强制性和暴力

性的措施和手段去限制各种超出常规的行为。因

此，很多本可以按照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就可以

承担的，却以刑事责任通过寻衅滋事罪对行为人

进行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之校园暴力》[3]

显示，在校园内或校园周边以学生

为被告人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寻衅滋事罪占据着

一定的比例，且自2015年以来以该罪定罪处罚的

比例至 2017 年增长了 14.08%。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24起发生在校园内的刑事

犯罪典型案例 （四川） 中，在典型意义中阐明，

校园学生间的随意殴打，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校园

暴力，殴打致学生轻伤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承

担刑事责任，有利于警示学生，避免其肆意发起

纠纷。但是，实务中部分案例显示，行为人之间

由于琐碎小事而起的推搡互殴致轻微伤 （也不存

在多次殴打情况） 也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例

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2014） 奉刑初字第

1883号中，被告人靳三与他人发生争执，以拳使

被害人轻微伤，在主观恶性及损害结果都不大的

情况下，将该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笔者认为，虽然司法机关将行为认定为犯

罪，发挥了法律的警示作用，但是其模糊了治安

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调整的法益，特别是，寻衅

滋事罪属于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章节，

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秩序，其规制的

应当是通过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公共场所秩

序的侵害以达到对社会秩序破坏的目的的行为。[4]

而且由于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

权，其背后的司法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其他法律，甚至很多时候会对个人的自由进行很大的限

制。因此，笔者认为现行社会环境下，寻衅滋事

罪的适用范围被过度扩大，使得本应由民事法律

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行为被随意地囊括，

这给刑法的权威性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时也与保

障人权的理念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