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是我的小章老师。我可以叫你小章老师吗？

我们后面的这些对话完全是用汉语说的。从语调到“小章老师”，真的没错了，她当时就叫我小章老师。因为她让我每天教她几句汉语口语。她完全没有时间，我是在饭桌上教她的。

同时，我闻出了她那被覆盖的在深处隐隐现现的当初的气味。

她说：那么，你真的是小章老师，章程？

我说：有假包换。

她哈哈大笑了。

完全对了。这是她曾经的笑法，一种在她这里难得一见的形态表现。她几乎不大笑的。但一旦笑起来，就是这样。曾经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她说：完全正确。我完全相信了。当时我老是说错，老是把如假包换说成有假包换，你一共给我纠正了三次。

我说：是四次。

我知道这个次数也是她故意说错的。算是最后一次验收我的真实性。

若雪说：小章老师，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她的故事吗？

娜拉说：对啊，讲讲。

镜头从午后室内明亮室外阳光的小楼实验室切换到了傍晚东边的山壁被夕阳照得红红的海滨。

我轻轻地唱起了儿时的歌曲：我们坐在高高的石头上面，听哥哥讲那过去的事情。

若雪说：别贫了。

我说：我很想说。可是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为你们都是干细胞界的专家。

云吴说：你就忘记我们是谁，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娜拉说：对，你干脆把我们当成学生。

若雪说：当成故事会的听众就行，什么都不懂的那种。

于是我就开讲了。我感觉自己是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那镜头里还一闪一闪的。

C023年，也就是丘野教授获得贝诺尔奖的第二年，我和我的导师马大域一起到东盈去。马教授几天后就回国了，我在她那里待了两个月。

那年她55岁。算算这个时间还真有点吓人。现在她应该是70好几岁了。可是她看上去象是不到50岁的样子。当然，这我们都知道，相貌和年龄在这里是最不匹配、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的东西。

也许你们也听说过，她当初是学医的。正是因为她是学医的，导致她的丈夫跟她分手。她是心外医生，那应该说是最忙的医生。她丈夫一直要求她改行，去搞研究，或者回归家庭，当专职太太专职妈妈，因为他们俩的儿子几乎没人管，因为他丈夫也很忙。可是一直到他们俩离婚了，她才改行。她跟我说过，那就是命运，她其实争取了很久，可是就在她们签署离婚协议书的第二天，她终于收到了一家研究所的入职通知。可是她不想回头了，她被研究所接受的消息也是她在一年后参加她前夫的第二次婚礼时告诉他的。

她对干细胞情有独钟。最初的兴趣也是从心脏来的。后来，她一直在研究诱导性多能细胞。这种细胞，你们知道的，受累，我忘了我面对的不应该是同行，不应该是专家。这种细胞跟胚胎干细胞很象，但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