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总共是4658块，再扣掉下个月的房租1000，那么就是还剩下3600多，唉，安子，这可怎么办啊？”

昏暗的出租屋里，杨守安和阿四围坐在简陋的板床上，面前摆放着他们的全部身家，就连一块、五块面额的钞票也都计算在内。

西湖路夜市关闭后，杨守安他们没有了固定的摊档，为了消化积压的库存，只好做起了“打一枪、换一地”的买卖。

两个人起早贪后，各自背着个黑色的四方大布袋子出门，然后穿梭在番禺市桥、大笪地、将军东等集市当中，一边躲避管理人员和本地摊主的驱赶，一边叫卖着已经过时的衣服。

为了省钱，杨守安和阿四基本每天就吃一顿饭，能用脚走的距离绝对不坐车，别人讨价还价的时候也不再“坚持原则”，只要不亏本，啥价钱都卖。

可就算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困境依然无法扭转。

广州每天涌入的小商小贩成千上万，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服饰行业，大家伙比价格、比款式、比质量，想破了脑袋都不一定能在市场上分一杯羹。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香港新流行起来一款服饰，不出一周的时间，广州街头的摊档上必定会出现同款，而且价格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

如此“内卷”，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幅抬高了消费者的眼界和预期，像杨守安和阿四手上这些半年前的“旧款”服饰，不要说赚钱，能半价出手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实在不行只能把房子退掉一间，就把仓库留下，我们两个晚上打个地铺，这样还能省下一半租金。”

“对了，阿四，让你去批发市场那打听其他门路的事情还得抓紧，只要能把手上这批货处理掉，小亏一点也无妨，我们现在缺现金，只要这口气能缓过来，就可以去找靠谱的集市重租个摊档。”

相比于整天唉声叹气的阿四，杨守安依然强迫自己保持着基本的冷静和对未来的希望。

其实原本阿四并没有来广州做生意的打算，他完全可以和云阳村的其他村民一样，住进政府安排好的新房子，然后在当地找个工作，按部就班的过日子。

可就是因为杨守安的一句话，便为了兄弟两肋插刀，掏出自己所有的移民补偿款，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