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虽然在位期间，有很多错误的举措：比如，重用西域商人，实行报税制。拒绝汉化等等。

可是，这也不全是忽必烈的问题。

前面说了，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古代华夏由于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以繁衍大量的人口。

同时，他们从事农耕，固定再某片土地上。有了人口基数和生产基础，就可以实行严格的编户齐民。

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时代，国家的动员能力有限。

编户齐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民力物力，封建君王才有向外扩张的实力。

刘邦攻入咸阳之后，其他将领都在收罗金银珠宝，只有萧何派人把田亩、户口册保护起来。

因为，萧何知道，这是汉王调动人力，物力的依据。

春期战国时期，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大决战都是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的。

长平之战赵国出兵四十万，秦国出兵六十万，秦灭楚也是出兵六十万。这再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可是，战国时期，两个诸侯却可以轻易拿出。

向外扩张之后，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人口和资源。

这就陷入一个良性循坏，每个统治者，都有强大的动力和实力，去征服其他的国家。

中央集权，编户齐民，才让我国能长时间保持统一。

西方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耕地。要么土地贫瘠，要么日照不足，要么没有足够的水源。

他们不能以种植业为生，更多的依靠畜牧业。

由于能量递减，靠吃动物为主的西方人，人口稀少，还要随着水草迁徙。这样的话，西方社会就很少能编户齐民。

不能编户齐民，君主手中的人力物力，就有限，就没有形成向我国一样的集权国家。

不能编户齐民，国家的运行也需要钱财，唯一的办法就是再重要地带，设置管卡收费。

为了节省成本，最后干脆就把税收给承包出去。

包税制，在西方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税收制度。

因为蒙古人相对汉人，人口太少。和清朝皇帝一样，忽必烈对汉人有戒心。他不管全盘汉化，同时元朝疆域广大，让忽必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管理方式。

由于一年只迁徙一次，包税制在西方收的相对不容易，通常一两年交一次税。汉人却固定在土地上，就像是地理的韭菜，伦理说可以无节制的收割。

忽必烈没有朱元璋那么狭隘自私，把国家当成私产。

他心胸宽广，无论是对待弟弟阿里不哥，还是南宋降臣都很宽容，没有清朝那么多的大屠杀。

更重要的是，在开疆拓土这一方面不遗余力。元朝不仅是我国历朝历代中，陆地疆域最大的朝代，还首次把青藏高原纳入华夏的版图。

这里不仅仅是中华水塔，还是防御三哥的制高点。

有了世界屋脊，印军就要仰视我们，我们只要五个师，就可以实现对三哥的战略威慑。相反，三哥却在我们的俯视之下，可以说处处都是漏洞。

对于包税制，忽必烈只是一次尝试，华夏族经历了无数次的经验教训，才有了现在的伟大复兴。即便忽必烈错了，我们也不要过度的苛责。

朱元璋不一样，他自从当了皇帝之后，就捉摸着怎么把大明江山拴在朱家的裤腰带上。他分封诸王说是为了巩固大明也就算了，还无限制的包庇他的儿子。”

这时候，朱元璋的儿媳妇常小娥穿着一身粉色旗袍，端着一盒樱桃走了过来。

樱桃鲜红鲜红的，刚洗完晶莹剔透，却比不上常小娥一半的风采。

常小娥穿着旗袍，走路的时候，一扭一扭的，别说让直播间这些佬色胚一个个心花怒放，就是豌豆也是眼睛都看直了。

“快过来媳妇。”豌豆热情的招呼。

“什么事那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