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针锋相对的老牌秩序构建者·教会，垄断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连世俗领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会显然并不满足于垄断精神，它如一头如饥似渴的野狼般贪婪地啃食万众，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并土地，致力于把更多自耕农变作“宗教农奴”。

和贵族相比，教会存在唯二的先进性，一是吸纳广大平民阶级上升至统治阶级，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为教会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会大学的平民。

二是积极兴建大学，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都由教会出资建立，这些规范性的学院为教会提供源源不断忠诚而富有才华的人才。

教会大学传授神学以及传承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理科知识，将知识散播至全社会，加上贵族群体颇为流行的图书馆修建，二者联合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知识断代。

吸纳平民与传承知识是教会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门，但这两样本领都在与贵族的千年斗争中被学去了大半。

失去了独一性，教会越来越难留住自家大学培养的人才，罗贝尔、艾伊尼阿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控制，反而奔向了同样愿意接纳平民的世俗统治者。

到了十五世纪，教会的构建理论终于与世俗彻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会以“节制”为核心的神本位理论体系适用于贫穷的太古时代，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极大发展的前近代欧洲社会，“节制”反而压制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为阻碍在跨越封建至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插一嘴，中国的孔夫子曾被欧洲史学家视为与耶稣、穆罕穆德、释迦摩尼类似的“先知”型人物。

语焉不详、操作空间极大的谜语人论调，明明不合时宜却被反复修改，最终被后世改写的一塌糊涂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新月圣战战士”和“新儒教主义”这几位重量级同台竞赛。

在全世界范围内，节约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因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粒粮食。但过分苛求节约会限制人的野心，抑制个人与团体的扩张动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反而不适合被倡导。

所谓的不合时宜，就是指旧思想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抵消它对社会发展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