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罗汝才等辈，皆具军事之才，与李定国、孙可望、李过等良将并肩，于建虏侵扰之际，毅然携手，共赴抗虏大业。此等英才，若归田陇亩，岂非明珠暗投，令人扼腕？

崇祯帝闻之，心生妙计，挥毫致书孙传庭，命其速将俘虏及战马军械悉数押解京师。帝意非止于此，欲借此劲旅，非但留之关内，反欲施以恩泽，赐以微职，遣之关外，使之成为骚扰建虏之奇兵。此计既出，崇祯帝已胸有成竹，以“赎罪”之名，行“扰敌”之实，誓要利用此辈，为关内八年之乱雪耻，即便代价是令建虏不得安宁。

孙传庭不负圣望，快马加鞭，捷报频传，未及月余，便已回应圣意。原来，流寇之众，久经孙传庭铁骑之威，加之朝廷赈灾之恩泽广布山陕，使其失却根基，闻得免死之讯，无不俯首帖耳，归顺如流。

如此，崇祯帝之智谋，既显其驾驭群雄之手腕，又彰其利用敌手以制敌之深谋远虑，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

若一切顺利，不出半月余，押解队伍便可踏足皇城根下。

然而，孙传庭却犹如晴天霹雳，为崇祯帝带来了惊天噩耗，其骇人程度，即便是帝王之心，亦难承其重，令其寝食难安，忧心如焚。

“王公公，那吴神医依旧音讯杳无？”崇祯帝的语气中难掩焦急与不满。

孙传庭的密信，虽仅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幅骇人图景：秦地军营与太原周遭村落，百姓频遭热病侵袭，呕吐不止，终至殒命，死状惨烈，面紫如鬼，血涌七窍，触目惊心。

孙传庭或未深察其危，但崇祯帝心如明镜，深知此非寻常疾患，乃是肆虐欧亚、夺命亿万之恐怖瘟疫——鼠疫，亦称黑死病，其名在欧洲大陆，闻之色变。

此病肆虐无度，传播途径纷繁复杂，肌肤之亲、飞沫轻扬、血液流淌、唾液交换，乃至蚊虫之叮咬，皆可成其媒介。更兼其潜伏期短若朝露，瞬息之间，生死两隔，令人防不胜防。

一旦染疫，若无灵丹妙药相救，八成性命，终将难逃劫数，化为黄土一抔。

崇祯帝寻觅吴又可，实乃鼠疫肆虐之迫。此疫若任其蔓延，恐十年乃至更久，大明疆土将横尸遍野，千万生灵涂炭，史册所载，触目皆惊。

明史斑斑，记录着人间惨状：大名府春旱无雨，蝗虫肆虐，麦田荒芜，继而瘟疫如蝗，吞噬半数生灵，年成之凶，前所未有。潞安府内，病患腋下股间突现核肿，或咯血即毙，药石无灵，亲友避之不及，乃至门户紧闭，死寂无声，更有甚者，全家罹难，无人为其收尸。京城之中，疫魔横行，一日之内，生死两隔，乃至朝夕之间，便有人间蒸发，数百亡魂日增，更有甚者，家族灭绝，无一幸免，户户相望，皆是哀鸿遍野。

鼠疫之祸，烈于流寇，猛于建虏，其破坏力深远持久，村落染疫，几成死地，永无生机。崇祯虽略通防疫之道，如蒙面防毒、洁手避菌、限足防传、聚病隔离，然非专业所及，且时局所限，医院未兴，仪器更无从谈起，其难可想而知。

他渴求一位兼具医术、药理之精湛，且心怀慈悲的医者，以其对传染病之粗浅识见，代他深入疫区，筑起防疫之墙。吴又可，此人非他莫属，乃中国温疫学之鼻祖。自崇祯十四年迄十七年，他孤身跨越南北，从温婉水乡至山陕、北直隶之瘟疫重地，几乎与每场瘟疫并肩，孜孜不倦地探寻病源，终成《瘟疫论》之鸿篇巨制，实乃理论与实践交融之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