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 年正月，日本借清军在朝鲜平叛时击伤日兵一事，派伊藤博文赴华交涉。太平天国政务院任命秘书长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谈判。在首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无理要求：太平军从朝鲜撤军，惩办打伤日军的太平军官兵，对受害日本商民予以赔偿。当时，太平军驻朝鲜人数达一千多，而日军驻朝鲜仅一百多，太平军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伊藤博文为了让太平天国政府尽快妥协并达成协议，毫不掩饰地发出威胁称，如果太平天国政府不撤军，那么日本将会大规模向朝鲜增派军队。在这场紧张激烈的谈判中，李鸿章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和毫不动摇的立场。他以正义凛然、言辞犀利的态度回应道：“朝鲜乃是太平天国的藩属之国，太平军驻留于自家藩属国内，这跟贵国毫无关联！”面对日本方面对太平军在平乱期间误伤其士兵的指责，李鸿章坚决否认，并多次强调：“经过我方深入调查，此事责任不在我方，纯粹是由于你们日本士兵无端阻挠我方平定叛乱所导致的恶果。至于所谓平叛行动中伤害日本商人百姓一说，更是毫无事实依据，纯属贵方一面之辞罢了。”凭借着如此强硬的态度和充分的理由，李鸿章将日本提出的所有赔偿要求一概否决。

时光匆匆，转眼间来到了 1886 年。此时此刻，日本依旧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试图谋取在朝鲜半岛的实质性利益。特别是在经历过 1884 年那场惊心动魄的"甲申政变"之后，日本国内对于与中国开战的呼声愈发高涨，如汹涌澎湃的浪潮一般此起彼伏。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朝鲜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忧心忡忡，他们深知战争带来的将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为了规避中日之间可能燃起的战火，这些人开始绞尽脑汁，思索应对之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最终决定向强大的俄国寻求庇护。与此同时，朝鲜王室也逐渐受到了民族意识觉醒的冲击。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似乎依然效忠于中国，但实际上，他们早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大党"（指侍奉大国）。国王高宗心中时常涌起一种屈辱感——他觉得自己统治下的这片辽阔土地竟然要屈从于中国，实在令人羞愧难当！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能够挣脱中国的束缚，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而投靠俄国，无疑是达成此目的的不二之选。如此行事，不但能够助朝鲜挣脱中国的桎梏，更可依仗俄国之力保家卫国、护佑子民安定。至此，一出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政治角力正式拉开帷幕......彼时之俄国与朝鲜，皆处风云变幻之际，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二者国情亦随之跌宕起伏，而正是这些因素，为双方的“结盟”构筑了坚实根基。俄国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其疆域不断扩张，于远东地区之影响力亦与日俱增；反观朝鲜，则因日本之侵略及清朝之衰落等缘由，陷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境。在此种形势下，朝鲜欲寻强国庇佑以求存，而俄国则欲借机拓展其在远东之势力范围，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然这场看似天作之合的联姻，实则暗潮涌动，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其中牵涉甚广，稍有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朝俄双方皆需谨慎筹谋，方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棋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穆麟德于 1882 年末接受了太平天国政务院的任命，担任朝鲜外务督办兼总税务司一职，掌控着朝鲜的外交事务和海关权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早已被沙俄所收买，沦为了俄国“南下政策”的傀儡。在内政方面，穆麟德不断向高宗和闵妃鼓吹“引俄拒中”的理念，试图让他们相信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在外事活动中，则暗地里撮合朝鲜与俄国之间的接触。1882 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署之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提那耶夫曾经恳请太平天国政务院秘书长李鸿章出面调解朝俄建立外交关系，但李鸿章洞悉俄国企图向南扩张的野心，果断地回绝了这一请求。眼见通过李鸿章这条路行不通，俄国便直接委任其驻中国天津领事韦贝尔作为全权大使，独自与朝鲜展开交涉。在穆麟德精心策划与运作之下，朝鲜和俄国竟然成功地避开了所有人的耳目，瞒着他们的宗主国太平天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 1884 年 7 月 7 日私自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穆麟德那堪称绝妙的手段。然而，甲申政变之后，穆麟德背离中国、投靠俄罗斯的行为愈发猖獗，其活跃度也大幅上升。如此种种，最终引发了“朝俄密约事件”。就在这个时候，英国驻仁川领事意外得知了穆麟德背叛清政府的重要情报，并毫不犹豫地将其转达给了李鸿章。至此，穆麟德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无遗。没过多久，政务院果断下达命令，罢免了在朝俄密约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穆麟德。随后，美国人墨贤里和德尼接替了穆麟德的职位，分别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以及外交顾问。与此同时，李鸿章通过自己的情报渠道得知了高宗和闵妃二人心怀异志，并将此事迅速上报给了顾嘉蘅。而顾嘉蘅则紧接着向魏宣武做了汇报。时间来到 1885 年 3 月，魏宣武下达指令至太平天国军务制置院，表示要借助朝鲜天道教的力量，在朝鲜境内建立起太平天国第十二野战师以及第十二独立炮兵旅、第二十三辎重旅、二十四辎重旅和二十五辎重旅等多支军队。其中，已故名臣袁保恒的侄子——现任驻朝武官袁世凯被任命为师帅；朝鲜天道教的总教主金大中担任师总教一职；吴兆有则出任副师帅；马建忠负责掌管朝鲜地区的后勤粮台事务，并获封都总管头衔；张光前则被委任为后勤粮台副都总管。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还特意从中国东北地区调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和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骨干前往朝鲜支援。